師恩難忘意深濃——回憶先師陳登原教授(張思恩)

　　前不久，中央電視臺播放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教授、著名神經生理學家陳宜張的先進事跡(本報2014年6月27日人物版曾對此進行詳細報道)，他在軍事醫學教學科研第一線刻苦奮斗60多年，為祖國作出了光輝的貢獻。

　　介紹一開始說，陳宜張出身于浙江余姚的書香家庭，父親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這引起我的注意，幾十年來，我一直對余姚印象深刻，因為他是我敬愛的老師陳登原先生的故鄉。后來，影片終于說出了陳登原的大名。原來，陳宜張正是先師的長公子。

　　陳宜張曾經講述過自己的人生感悟：“第一，要教好書，作為教師，教好書是天職；第二，要選好題，一旦明確科研方向，就要沉得下去，鉆得進去；第三，要講真話，像巴金先生一樣不說假話，敢講真話；第四，要做正直的人�！甭牭竭@樸實坦誠的感悟，看到他接受采訪時謙和平靜的神態，聯想到當年陳登原先生的音容笑貌，父子二人確實有驚人的相通之處。

　　陳登原是我大學時最敬愛的老師之一。1900年1月29日，他出生于浙江余姚縣周巷鎮，自幼從父讀書，后考入南京東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從20世紀30年代起，先后任職于上海世界書局，南京金陵大學，杭州之江大學，廣州中山大學。

　　1950年，陳登原應著名史學家、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先生的邀請，到西北大學任教。長期從事高校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刻苦鉆研，勤于著述，先后出版了許多史學專著，為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1954年，我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剛進校，學長們就介紹說，陳登原是系上成就最大、最有威望的教授，深受學生的敬佩和歡迎。

　　先生對教書工作非常熱愛，嚴格遵守時間。從外表看，他身體清瘦，但講起課來，精神煥發，神采飛揚，熱情奔放，淵博的知識，形象的比喻，生動的語言，一直令人神往。他發給學生的講義，取材廣泛，資料豐富，特別是對一些重要史料的出處，提供了大量的史書資料名稱及卷次，便于學生作為進一步深入學習的參考。

　　由于先生知識淵博，講課時善于選用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資料，剖析史事，評論人物，說明問題。那繪聲繪色的生動講述，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講課時，先生對史料中文言文句子簡潔、準確而傳神的翻譯功力，使我從內心羨慕和欽佩。

　　先生在來西大以前，已出版了許多著作，如《中俄關系述略》《荀子哲學》《唐人故事詩》《詞林佳話》《天一閣藏書考》《古今典籍聚散考》《金圣嘆傳》《中國土地制度》《中國田制叢考》《中國文化史》《中國田賦史》等，在學術界早已久負盛名。但他卻毫不懈怠，孜孜不倦。在做好正常的教學工作以外，仍抓緊時間，進行科研，撰寫文章，整理專著。

　　先生常說，自己得加緊工作，“不然怕時間趕不上了！”這種老當益壯，只爭朝夕的精神，使我輩深受鼓舞。每當事情繁雜，勞累困乏時，一想起先生那分秒必爭、埋頭苦干的情景，只好打消偷懶的念頭，趕緊振作起來，投入工作。

　　當時，先生正致力于《國史舊聞》一書的后期整理工作，我也在他的指導下，幫著查閱核對資料，抄寫書稿，并在這些實際工作中受到很大的教益。

　　《國史舊聞》是先生幾十年積累的讀書筆記，按照時代順序編排，以專題為單元，比較集中地介紹了大量中國古代、近代的歷史文化知識，提供了許多有關資料的出處和線索。書中征引資料豐富，涉及方面廣泛。對所引述的資料，分析研究，仔細評論。所加評論條理清晰，簡明精當，對于文史愛好者和研究人員來說，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參考書。

　　《國史舊聞》從1938年開始著述，凡七易其稿，以16開白紙裝訂，毛筆豎行楷書，分裝幾十分冊，約200萬字，頗受當時三聯書店領導的重視，專門派陳原先生親自到西安與作者談判并簽訂了出版協議。

　　《國史舊聞》第一分冊正式出版后，因出版社出版分工的變化，改由中華書局出版，1962年第二冊出版，1980年第三冊出版。前三冊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

　　我到高校教書后，雖從圖書館借閱過，自己卻一直難以買到。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第四冊時，曾將1-4冊全部印出過，第二次2014年才再有加印。直到2015年4月7日，我才通過北京的學生馮敏，專門到中華書局買到了多年尋找的《國史舊聞》1-4冊，實現了幾十年的愿望。

　　除了《國史舊聞》(1-4冊)和出版的20多本著作以外，先生從青年時代起，還在《東方雜志》《金陵學報》《中山大學學報》《歷史研究》《文史哲》《人文雜志》等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又應邀在報刊上寫了許多普及文史知識的文章。

　　詩人毛锜當年任陜西日報記者，曾多次向先生求教和約稿，先生幾次與我談及此事，并鼓勵我為陜報寫稿(但我一直未能實現)。記得該報的專欄《陜西話舊錄》，就刊發過先生寫的《人面桃花》《張獻忠》《烘云托月》等文章。先生逝世后，毛锜發表了《憶兩教授》一文，熱情贊揚先生和另一位老師傅庚生的學問道德和高風亮節。

　　先生熱愛學生，對學生的成長一直熱情關懷和支持。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生活簡樸。常鼓勵我們，“人不可以驕傲自大，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鼓勵大家樹立雄心壯志，抓緊時間，讀書學習。

　　課間休息時，先生總是不顧勞累，忙著和學生交流，解答問題。我和班學習委員李俊良及孫愛民等人，課余飯后曾多次到其家中請教探訪，先生和師母嚴亞梅總是熱情接待，親切交談，使我們在專業學習和待人處事方面受益匪淺。

　　1957年夏，為了實現我班去南京實習的愿望，先生親自出面去和主持工作的劉端棻校長申請，得到批準后，又親自帶我們去南京。系上派我和吉鴻斌負責照料他的安全，外出活動時，我們經常在先生左右。

　　這次實習，我們先后參觀了南京博物院、太平天國紀念館、雞鳴寺科學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山陵、明孝陵、雨花臺革命烈士紀念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玄武湖、燕子磯等。先生和同學們一同步行，或是擠公共汽車，同甘共苦。

　　這次經歷使我們這些大部分來自北方農村的學生大開眼界，增加了專業知識，提高了認識水平，一個個興高采烈。大家也對年事已高、不辭辛苦、促成這次遠行并親身帶隊實習的陳老師，更加熱愛和尊敬。

　　在來西大任教后，由于先生在教學科研中的成績顯著，得到了師生的敬重，也受到了學校的禮遇。1956年西大評職稱時，全校評出了一級教授兩名，一個是教務長岳劼恒，一個是地質學家張伯聲；評出二級教授兩名，即陳登原先生和劉亦珩先生。

　　先生先后加入九三學社、中國民主促進會，曾任民進陜西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政協陜西省委員會委員，校務委員會委員。有時兼作學校委派的任務，盡職盡責，努力完成。

　　1958年春，在剛剛經歷了擴大化的反右派斗爭以后，文化教育科技領域又開展了所謂的“紅專討論”，許多認真鉆研業務或重視專業知識學習的同志，被誣指為“只專不紅”“白專道路”而受到批判。先生專心致志從事教學和科學研究，卻被指控為“只專不紅”，在系上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

　　我也被指控為“只專不紅”的學生，畢業時被分配到咸陽的一所中學。工作以后，我仍然與先生通訊問候。1958年冬，先生的《國史舊聞》第一冊正式出版后，立即給我寄來了樣書，扉頁上有其毛筆題詞：“思恩賢弟插架”和簽名。我一直把此書作為珍貴的紀念�？上�，這本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中的暴徒所燒毀，實在令人惋惜。

　　參加工作以后，回到西安時，我曾多次去家中看望，先生和師母把我當親人看待，分別時，他們總要送到樓門以外，深情地叮嚀我有空再來。

　　1964年以后，我因與友人寫“人民來信”而受到誣陷�！拔母铩敝�，我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1975年才徹底平反�；謴凸ぷ骱�，當我再打聽先生消息時，卻得到他在“文革”中遭受種種迫害而重病逝世的噩耗。

　　沒能再見先生一面，竟成我終生遺憾，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傷痛。

　　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調回西安，在高校從事歷史教學工作。此前的20年青春時光，在極左路線的折騰下白白耗掉，現在面對新的形勢，一切得重新學起。

　　我又想起了先師陳登原，他一生熱愛祖國，熱愛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刻苦鉆研、成果累累，功垂史冊，人所共見。改革開放后的二十多年來，我能樂于教書事業、全力挽救年華，多干實事的思想和因此而付出的努力，都是深受陳登原先生教育和影響的結果。

　　幾十年來，我在教學和科研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績，也正是在先生崇高精神的感召下實現的。所以，我一直通過講課、報告、座談等機會，向聽眾介紹他的事跡和治學精神。

　　退休多年，每當回憶往事，當年與先生相處的情景，又不斷浮現在我的眼前。1999年，拙作《中國近代人物史事論集》出版時，在書的后記中，我專門記述了先生對自己的教導和幫助，向先生的在天之靈致以深切的悼念。

　　隨著時光流逝，2015年又逢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此前獲知，2012年母校西北大學紀念校慶110周年時，《中國史研究》雜志社與西大歷史學院聯合主辦“西北大學紀念陳登原、陳直先生學術座談會，”，陳宜張應邀專程從上海來參會。

　　會上，時任西北大學校長的方光華介紹了陳登原、陳直教授的學術經歷與史學成就，緬懷兩先生嚴謹治學、教書育人對西大歷史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作出的重要貢獻。

　　值得欣喜的是，據陳宜張告知，先生原籍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編訂的《陳登原先生全集》，將于年內正式出版。聞此消息，我高興萬分。特寫下以上的回憶，以寄托自己對先生永志難忘的懷念。我相信，先生一生為教育事業作出的光輝業績和高貴品德，必將激勵和感召后人，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業績。

　　(作者為陜西學前師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