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圣徒式的人物(柳鳴九)

——寫于恩師馮至先生誕辰110周年

　　我心目中的恩師不止一個，馮至先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人。

　　他是我學術生涯中幾乎處處都留下了身影、起過重要作用的長輩，一個樂觀我成、從旁寬許、默然相助的師長，我視他為恩師理所應當，雖然我與他不同專業。只不過，我過去經常處于逆境，唯恐自己的“不肖”，有損先生的清譽而自遠，今天，我稱他為恩師是第一次，因為我自己已經日薄西山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學時，他是我的系主任，沒有少給我們作諄諄教導的講話，他講社會主義大道理時，那種虔誠的態度，他殷切期望青年學子健康成長的那種誠懇勁，至今仍歷歷在目。

　　上世紀六十年代，他是我所供職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的編委，我最初見識了他在高級學術活動中嚴謹的學風與十分謙虛誠懇的處事態度。稍后，我參加了高校文科教材的編寫工作，而他正是這一文科建設大項目的領導人，他的高端地位與甘當平凡勞動者與普通公務員認真負責、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給我深深的啟迪，也給我樹立了日后不拒絕小事、不拒絕瑣事的榜樣，學術中無小事，細節往往至關重要。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我從文學研究所調到外國文學研究所，這時他已經是該所的所長了，我成為這個文化生產工場中的一勞力，此后三十多年，一直在他的直接關懷、直接指導、直接支持下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邀同道開辦地下工廠，編寫《法國文學史》，他是知情的，也是默許的、支持的。改革開放初期，我醞釀對日丹諾夫論斷的揭竿而起，他也是知情的、默許的、支持的，并且主動援手，給我提供一個再理想不過的平臺，讓我在1978年全國外國文學工作規劃會議這個隆重的、高規格的、高層次的場合，作了一個長達五六個小時的反日丹諾夫發言，成為我揭竿而起的一發重炮。揭竿而起的另一個重要行動，是在《外國文學研究集刊》上，組織西方現當代文學重新評價的筆談，他是當時集刊的主管，我是當時集刊的實際負責人，凡事均由我提出方案，向馮至先生匯報，由他點頭后，我再去執行經辦。今天，如果可以說對日丹諾夫的清算還算中國思想解放過程中的一件好事的話，那么也應該說，此事的“后臺老板”就是馮至，其功當居首位。

　　稍后，《薩特研究》一書的經歷更使我難忘，該書曾經被作為“精神污染”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因其他工作我去他家匯報請示時，不止一次看見他的書桌上一直放著《薩特研究》這本書，而且是放在很顯著的位置上。這一輩子，馮至先生從沒有就《薩特研究》一書、甚至是薩特其人跟我交談過一句話，在這個問題上，他與我一直處于無言狀態，但在批判的高潮中，這本書放在他桌子上，放了一個階段，個中的心跡、心意，我是感覺得到的，在那樣一個風急浪高的時候，馮至先生把《薩特研究》放在自己的書桌上，這是《薩特研究》的榮幸，是我的榮幸！

　　回顧幾十年的行程，我感覺到就像走在濃蔭蔽日的林蔭道上，走在上有遮頂的長廊上，被我北大的系主任這么罩著、這么護著。一代宗師就這么罩著一代學人，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個，也許是最不肖但運氣卻最好的一個。

　　馮至先生是一位端坐在社會主義學術殿堂之上令人由衷尊敬的廟堂人物，廟堂人物不一定個個都令人衷心敬仰，但馮至先生是令人心悅誠服的一位。他是作為已有高度成就的學者被請入學術廳堂的，他早就是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他早就是中國的德國文學翻譯、德國文學史研究的開拓者、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還是著名的杜甫研究家，而且他作為北大教授，早已桃李滿天下。他已經站在人文學科的高峰，殿堂地位對他來說是可有可無的事。他之于中國社會主義的學術廟堂，與其說是他需要這個廟堂地位(具體來說，就是享有相當于院士的“學部委員”的這一稱號與研究所所長的尊榮)，還不如說這個廟堂需要他這樣一個學貫中西、卓有成就的成員。

　　在這種需求關系中，他即使頭戴冠冕而不務其實，也就是所謂的“只掛個名”，也會被視為名士的清高瀟灑，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也非常難能可貴的是，他竟十分認真地對待這樣一個學術廟堂地位，他誠誠懇懇，兢兢業業，扎扎實實地履行這個位置對他的要求與規范。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編寫過程中，他實際上是地位僅次于周揚的領導人，主管好幾個重要的編寫組，如王朝聞的《美學概論》編寫組，蔡儀的《文學概論》編寫組，唐弢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編寫組，這是一個相當辛苦的活，我參加過《文學概論》的編寫工作，親眼看見他奔波于周揚與蔡儀及編寫組之間，上傳下達，居中協調，其難處與尷尬，自不待言。在擔任外文所所長期間，他行事端正，以身作則，事無巨細，從不留下任何瑕疵與不當。即使是交納黨費，也是大筆大筆的。他兢兢業業地坐辦公室，處理各種繁瑣的事務，任勞任怨。一個大學者，一個人文大儒，就這樣在一部龐大的行政機器中，充當一顆螺絲釘、一個小部件。從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整整干了三十年。三十年啊，對一個學者來說，這是多么寶貴的一段黃金時期，他沒有時間再寫詩了，沒有時間再修訂《德國文學史》了，也沒時間深化他的杜甫研究了，他就這樣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投入了他繁雜的行政事務工作，獻出了他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的寶貴年華。

　　他為了什么？我理解就是為了他的責任感，他不能失職！這就是一個樸實的、老實的、盡職盡責的馮至，在我看來，簡直就是一個圣人式的人物，圣徒式的人物。

　　何為“圣人”、“圣徒”？就是那些以最大程度的律己精神，以最大程度的主觀真誠與熱情，忠于并履行自己的主義、教規、規范、紀律的最堅忍者、最實誠者。馮至先生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領域里的圣人、圣徒，竊以為，他的后半生是他的圣人時期、圣徒時期，他的圣人情懷、圣徒情結及其時代歷史根由、個人思想發展淵源，應該成為馮至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2015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