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視浩蕩潮流無異于自遮雙眼(禾刀)

——讀藍詩玲的《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中國人難以撫平的歷史創傷，稍加撩撥總會千愁萬緒。在史學家看來，這場戰爭撕掉了清廷腐朽與虛弱病灶的最后一絲遮掩，同時這也是中華民族近代屈辱歷史的發端。

　　本書中，英國歷史學家、中國近代文化的密切觀察者藍詩玲用場景追述的方式，帶領讀者回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歷史現場。與其說藍詩玲是一個敘述者，不如說她是一個冷靜的呈現者。對于中英雙方，藍詩玲力避評價，而是盡可能匯聚詳實的資料——當歷史場景擺在眼前時，我們不僅看到了鴉片戰爭的復雜性，還有清廷上下的顢頇自大。

　　鴉片戰爭的表象是英國因購買茶葉、絲綢和瓷器等中國商品，導致白銀大量流向中國，而向來以什么都不缺而自居的天朝對購買英國商品無甚欲望，當然鴉片除外。清廷雖昏庸，但對于鴉片的危害性并非毫無所知，鴉片在中國的泛濫，并非真就如英國政客們所說的那樣鉆了法律空子。事實上，清廷“頒布的第一個懲罰販賣鴉片的法令，是‘照邪教惑眾律’治罪”。

　　就向中國大批走私鴉片之舉，英國首相巴麥尊狡辯是“中國人心甘情愿地購買其他人心甘情愿出售的東西”，璞鼎查則嫁禍于中國人自己抵制不了毒品。然而，1890年11月，當英國流行的男童漫畫《好朋友》報道了倫敦東區鴉片煙館時，英國人卻立即告誡“中國毒品出現在了英帝國的心臟地區”。明明是英國人強推的鴉片貿易，當危險逼進家門時，卻又倒打一耙。英國政客用盡所有能夠貶低華人的詞匯，其目的只有一個，即作為劣等人種，中國只能接受英國人的安排。按照英國人以國力強弱區分人種優劣邏輯，不知為何閉口不提漢唐的強大。

　　中國不愿進口英國商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條當是，中國對工業商品和正在歐洲興起的市場經濟毫無認知�；厮莸�1793年，當英國使臣馬戛爾尼送給乾隆上千件象征工業革命成就的商品作為禮物時，晚年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以“奇技淫巧”之名，將這些禮物深鎖庫房，依然沉迷于河清海晏的夢幻之中。

　　盡管一些英國人將鴉片戰爭肇因全推給軟弱的清廷，聲稱當地老百姓對于英軍的到來“顯得非常高興”，藍詩玲呈現的史料則是，英軍并不如少數政客渲染得那般紳士，他們敲開中國大門用的是大炮和火槍。在我們歷史中被英勇化的三元里抗英事件，真正導火索是英軍“褻瀆了當地鄉民先人的墳塋”，劫掠當地并強奸婦女。像這樣將槍炮貼上文明開化標簽的這并非孤例，在北美和澳大利亞等地，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槍炮關照下，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幾近滅絕。

　　復盤第一次鴉片戰爭，清廷并非真就那般羸弱不堪。1840年，清朝GDP世界第一，是英國的6倍。但GDP并不與綜合國力直接劃上等號。在第一次鴉片戰爭過去五十多年后的甲午戰爭時，清朝的GDP是儒家文化學生日本的9倍。清廷相隔半個世紀的兩次大敗表明，GDP并不等同強大。

　　既然是戰爭，軍事當然是最易拾起的話頭。確實，從藍詩玲呈現的歷史場景來看，毫無戰術章法的晚清軍事大員們，能夠想起的便是人海戰術，再就是紙面堆砌的豪言壯語。在一次次失利后，他們對正在興起的熱兵器作戰模式毫無了解，對由來自四面八方的游兵散勇臨時拼湊的隊伍除了以死高壓缺乏凝心聚力之策，對滿漢民族、地域問題、軍民等問題均缺乏研究應對。連林則徐這樣還算有點國際眼光的大員，戰爭中居然“考慮使用道教氣功師”。前敵大臣楊芳的制敵之法更為奇葩，居然“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滋器為壓勝具，載以木筏，出御烏涌”。愚昧就像病毒，上傳下染。

　　更為可悲的要算那位高高在上、原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道光皇帝。面對英軍的一再凌辱，道光皇帝始終沒弄清英國究竟在哪里，更無法理解這個國家為什么會有個二十幾歲的女王。道光皇帝甚至不知道，楊芳、奕山、奕經等人虛報戰功，掩蓋一再失利事實，這成了他決策錯誤的助推器。

　　不難想象，清廷從上至下對英軍乃至英國缺乏最基本的認知，對自身軍政民等情況缺乏分析了解，對世界潮流缺乏科學研判，盡管GDP還算可觀，但坐井觀天的清廷外強中干，豈有不敗之理。

　　藍詩玲對第一次鴉片戰爭歷史場景的豐富呈現，有助于我們走出思維定式，全方位走近這場戰爭的臺前幕后。從現在的視角看去，如果鴉片戰爭失敗的巨大傷痛能令清廷幡然醒悟，從那時起便跳出漢唐以來的朝貢思維，理論上，清廷有足夠的時間發奮圖強，哪怕歷經曲折。

　　丘吉爾曾說過：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然而，眾所周知的歷史是，盡管兩次鴉片戰爭“兩”敗涂地，被迫租借香港和開放口岸的清廷并未真有清醒的認識。當戰爭的硝煙散去后，盡管風雨飄搖，清廷依然選擇在屈辱中茍安，而不是擦亮朦朧的雙眼，像明治維新的日本，將眼光投向世界。

　　只有你擁抱世界，世界才可能擁抱你。鴉片戰爭后，面對浩蕩世界潮流，清廷依舊選擇性地無視，無異于親手為自己的徹底覆滅敲響了沉悶的喪鐘。

　　《鴉片戰爭》  (英)藍詩玲  劉悅斌譯  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