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馬拜：一個被忽視的小說大師(李建軍)

　　閱讀朱馬拜，驚喜而愧怍。他寫了幾十年，發表了很多作品，影響不可謂不大，而我卻遲至今年8月，才讀到了他的作品——長篇小說《光棍》和《黑駝》《藍雪》兩個中短篇小說集，才認識到了他的成就和價值。

　　《光棍》的結構頗具匠心。作者在主人公卓拉曼一天的活動時間里，展示了他幾十年漫長而紛雜的人生圖景。卓拉曼很有才華，也很善良，但卻幾乎事事處處都很倒霉。讀大學期間，他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平一樣，體驗過饑餓和屈辱的滋味。他很招姑娘們喜歡，但在愛情上總是被動和不幸——第一個多情的、棄他而去了遠方國度的姑娘，帶給他的是10年可怕的牢獄生活；壞心腸的白蝴蝶，對他沒什么真情實意，只是一味地利用他達到自己的目的。哥哥早亡，撫養幾個侄子，成了他無法推脫的責任，然而，讓他沮喪的是，這些孩子全都不成器，“他的一片好心就像倒在沙丘上的水一樣不見回報”，盡管如此，他仍然按照“千百年來的道德觀念”，盡著自己的義務和責任。

　　同樣讓卓拉曼不自在的，除了個人的情感生活，還有外部的社會生活。他不會投機鉆營，也不懂“關系學”，所以，只能長期當一家理論雜志的主編。不過，這種游離的狀態，卻有利于他成為冷靜的觀察者和見證者——正是從他的經驗和觀察里，我們看到了社會秩序的混亂，看到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和異化，看見了自然環境和道德環境的破壞：草原被破壞了，人心也荒蕪了——“那些牧民和市民之間的往來關系都要用金錢來衡量。如果沒有錢也沒有權，即便是父子之間也開始冷淡了”。在充滿反諷意味的描寫里，在充滿幽默色彩的敘事中，朱馬拜深刻批判了權力的腐敗，真實地揭示了“大躍進”等荒誕的現實�！豆夤鳌返脑S多地方(例如第20章)，都使人聯想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像路遙著名的長篇小說一樣，朱馬拜的這部作品也是一部風格別致、深沉厚重的史詩。

　　朱馬拜的短篇小說成就更高�！端{雪》《白馬》《網》《渴望》《皮籠套》和《棕�！返榷唐�小說，精致完美而又樸素自然，仿佛暖日下的藍田玉，氤氳著迷離惝恍的輕煙，給人留下搖曳多姿、嫵媚可愛的深刻印象。一篇《藍雪》，短小精悍，耐人咀嚼，價值千金，堪稱經典。它使人想起梅里美的《馬鐵奧·法爾哥尼》，想起契訶夫的《萬卡》，想起海明威的《乞力馬扎羅的雪》，想起汪曾祺的《陳小手》。但是，它比梅里美更溫柔，更有人情味，比海明威更明朗，更容易理解；就心情態度和精神氣質來看，他更接近契訶夫和汪曾祺——他像他們一樣，是溫和而低調的人道主義者。朱馬拜是中國當代作家中當之無愧的短篇小說大師。

　　從倫理精神的角度來看，朱馬拜的小說敘事服從一種健全的自然主義倫理觀。這里的“自然主義”，是說他的小說敘事像大地一樣，有著堅韌而豁達的生活態度和寬厚而包容的情感態度。具體地說，在朱馬拜的小說里，大自然中的動物和植物，都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作為一種對照物，它們彰顯著人類生活的精神殘缺和倫理危機。在《黑駝》里，“動物不相信任何宣傳，它們心地善良”，“它們認為欺騙對手是可恥的，它們的戰斗才稱得上公平的競爭”，比較起來，“人類不如駱駝誠實”。在他的小說里，那些值得贊美的人和生活，都具有大自然一樣仁慈而偉大的性質。

　　朱馬拜的小說洋溢著一種鎮定的樂觀主義精神，總是以詩意的方式表達著對人類和世界的祝福。為此，朱馬拜一反20世紀最為流行的悲觀主義傾向和嬉皮士式的解構主義沖動，勇敢地建構了一種“反悲劇”的敘事倫理。也就是說，他要以莊嚴而美好的方式，在自己的小說中表達對毀滅力量的抗爭、對人類善良心性的肯定和信任的態度。他以高度的自信和完美的效果，敘寫了人類在戰勝不幸、擺脫苦難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和胸懷。例如，在《藍雪》里，他寫了對喪夫才10月便偷情的年輕女性和她的“心上人”的“嗆水”懲罰儀式，但是，在這“使人毛骨悚然”的過程中，“竟沒有一個人出言辱罵什么，更不見‘劊子手’動手打他們”。懲罰是象征性的，寬恕是實質性的，一個月后，這個守寡不久的女人就幸福地與自己的“心上人”結婚了，阿吾勒(自然村落)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來參加他們的婚禮了——他們為新郎和新娘祝福，“在座的人們個個品嘗了洗過銀戒指的蜜糖水”。在《少婦》《一對外婆》和《遲融的冰凌》等小說里，這種充滿仁慈精神和樂觀態度的“反悲劇”敘事，也都表現出同樣巨大的美學感染力和道德感召力。

　　朱馬拜的寫作技巧和修辭意識都極為成熟。他有第一流的情節結構能力，能夠將小說寫得波瀾不驚而又跌宕起伏。他的反諷技巧也表現出一種不動聲色而又入木三分的力量，例如，《光棍》中對“書記媽媽”的反諷敘述，就令人印象深刻，使人聯想到《史記》中的《萬石君傳》。他善于使用對照、隱喻和象征等藝術手法。新疆的著名編輯家和評論家陳柏中先生準確地指出，朱馬拜的小說“把寫實和象征結合起來，具有明顯的表現性、暗示性、隱喻性，努力超越特定題材的表層意義”。雖然，朱馬拜也用一般意義上的比喻，而且隨手拈來，便成妙譬，例如“時代的長鞭”、“被扇了一巴掌的馬蠅”、“屁股上插一截草棍放飛的牛虻”等，但是，他更擅長使用的，卻是一種我稱之為“事喻”的修辭技巧，即在有一定長度的敘述和描寫中，建構一個比喻事象。例如，在《光棍》中，他這樣寫道：“有一種發芽早、干枯得又很晚的叫蕁麻草的植物，總是先于其他植物占據高位用寬大的枝葉遮住陽光，不讓四周的矮草同樣享受陽光，同時又靠龐大的根系先于其他植物吮吸土地的養分。在自由開放的如今，社會上的確有不少像蕁麻一樣身高根壯不給其他弱小者活路的一方土霸�！边@種“事喻”，比一般的比喻更復雜，也更有意味。

　　再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我的“愧怍”心情這個問題上來。其實，這也是所有當代文學史寫作者應有的不安心情。我在朱馬拜閱讀上的嚴重的無知狀態，可能表征著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在對“中國文學”的理解上，甚至在“當代文學史”的編撰方法上，也許都存在嚴重的意識和方法上的錯誤。是的，我們對當代文學的閱讀和研究，缺乏一種多元而包容的整體意識。我們不該將關注的焦點僅僅局限于漢語寫作，更不該將注意力只集中在那些已經失去創造力、不斷自我重復的“著名作家”身上。我們應該將中國的文學，將各民族各語種的文學，甚至將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的寫作，都納入到一個多元的文學史敘事體系中來，從而完整地反映整個“中國的”而不是局部地區的文學風貌。我們應該像阿格諾索夫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那樣，根據作家成就的重要程度，來選擇敘寫的作家和作品，來建構文學史的敘事方式，這樣，各個地區和各個民族的文學就會被以公平而可靠的方式，包容到一個更完整的文學史結構中來。這樣一來，像朱馬拜這樣的代表新疆地區、代表哈薩克語種文學的經典經驗，就有可能不再被嚴重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