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真抱樸 術有專攻——《石渠寶笈》的啟示(任藝萍)

　　故宮博物院此番對于《石渠寶笈》的“糾錯”，不隱惡，不遮丑，體現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嚴謹不茍，同時也給整個文博界和大眾傳播上了一堂大課——對于文物市場的復雜性要具有清醒的認知和充分的準備

　　在全民收藏的大潮中，在各種因素的推促下，一些文博專家開始介入市場鑒定，部分專家陷入名利誘惑的漩渦。文博專家應不應該介入市場？介入市場后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鑒定和鑒寶這一常識為何被混淆？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在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石渠寶笈特展”中，除了《清明上河圖》等古代書畫真跡之外，許多觀眾和媒體還特別注意到“考訂辨偽”這個單元。該單元的價值在于，將《石渠寶笈》著錄的摹本、偽本、誤判作者和時代的作品，與傳世真跡相對比，不但呈現了近代以來美術史家及文物鑒定專家考訂辨偽工作的成果，而且昭示了一個道理：文物鑒定有時候并不能夠一錘定音，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考訂辨偽過程，這樣才能逐步獲得相對準確的信息，還原文物的真實身份。

　　藝術品造假自古有之。有鑒于此，收藏特別講究“出身清楚”“傳承有序”，而著錄是一種強有力的保證，皇家著錄的可信度更高，因而也就不難理解收藏和拍賣市場對宮廷收藏的追慕、對皇家著錄的信賴。作為清朝內府書畫的總賬目，也即“皇帝的收藏清單”，《石渠寶笈》著錄的書畫作品令人向往，其稀缺性也賦予這部分文物以極大的市場號召力。然而，以皇家之威權和眼光，《石渠寶笈》尚有贗品充斥其間，中國畫臨摹傳統為后世鑒定帶來的困難，以及藝術品市場亂真能力之強、造假膽量之大可見一斑。故宮博物院此番對于《石渠寶笈》的“糾錯”，不隱惡，不遮丑，體現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嚴謹不茍，同時也給整個文博界和大眾傳播上了一堂大課——對于文物市場的復雜性要具有清醒的認知和充分的準備。

　　在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社會財富和個人財富不斷積累，文物與藝術品收藏成為國人熱衷的投資方式之一，無論買方、賣方還是中介，各個方面都有急于求成的心態。但是，鑒定特別是古代書畫的鑒定，是一門高深的學問，相關人員如果知識儲備不足，必然會被真假難辨的文物與藝術品弄得一頭霧水、不知所往。社會的急躁情緒、市場的過熱、百姓對于財富的渴望、中介的市場謀略、媒體的誤導、大眾的誤讀……在全民收藏的大潮中，在各種因素的推促下，一些文博專家開始介入市場鑒定，部分專家陷入名利誘惑的漩渦。

　　文博專家應不應該介入市場？介入市場后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是頗引人關注的問題。市場特別是拍賣市場作為文物流通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平臺，毫無疑問需要專業判斷能力強者對文物和藝術品進行身份鑒定，買賣才有依據，才能有序進行。我們許多大的收藏機構和國有博物館不僅擁有數量巨大、品類豐富、文物級別高的傳世精品，而且擁有各個專門領域的研究人員。這些研究人員長期浸潤其間，術業有專攻，成為文博專家，也成為國家的文化財富。學有所長，學有所用，既盡本職，又為經濟發展作貢獻，本無可厚非，可長時間以來有兩個問題被人們反復提及，并爭論不休。

　　一是文博專家應以什么身份介入文物市場？

　　“解惑”，是我們對于知識和知識傳播者的基本期待。在文物鑒定這一高難度的學問中，專家除了“去偽存真”，還負有普及知識、提升大眾鑒賞能力之責。事實是，有些專家常常無序地介入市場，跨門類、跨領域地參與鑒定，極其隨意地出具鑒定意見，淪為學術掮客，不僅沒有傳播真正的文博知識，就連“去偽存真”的基本職責也沒有盡到。更有甚者，公私莫辨，曲學阿世，知假造假，毫無學術良知與職業操守。藝術品造假原因林林總總，經濟利益是最常見也是最原始的動力。鑒定造假，經濟利益也是基本驅動力。前幾年轟動一時的“天價漢代玉凳”和“金縷玉衣”億元古董作假案，因文博專家的參與，嚴重損害了權威專家、權威部門的公信力，讓整個文博界的羽毛都沾上了污垢。

　　現代社會，專家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既是學者，又是公職人員，還可能是公眾人物，這決定了文博專家應該兼顧學者的治學境界、公職人員的職業操守、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以及文人獨立健全的人格。面對文物與藝術品市場的“水深火熱”，文博專家需要不忘初心，厘清邊界，守住本業。這邊界，是職業倫理和經濟利益的邊界，也是自身能力和專業領域的邊界。只有在研究領域揚長避短，并處理好社會利益、單位利益、個人利益的關系，做到責權利統一，文博專家才不會在與市場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之時，與社會和大眾利益越來越疏遠。

　　除了文博專家的自律、自省，社會和市場也應該具備清醒的認知——專家不等于單位，單位不等于學術，學術權威不等于全才，每個領域的專家都有專業領域的局限性，也有個人能力的局限性。有了這樣的認知和行業規范，才不會導致鑒定行業“萬金油”專家受寵、專業精深的專家缺位。同時，還需要社會各界合力建立責權利相統一的鑒定機制，克服有利無責、有責無權、有責無利等責權利相脫節的狀況，以責為中心，建立良好的運行機制。

　　二是鑒定不等于鑒寶這一常識為何被混淆？

　　鑒定不等于鑒寶，把鑒定等同于鑒寶，混淆常識，板子要打在大眾傳播的身上。

　　鑒定與鑒寶，二者雖一字之差，指向和意象品格卻完全不同。在考古學和博物館學范疇里，鑒定是一項建立在文物研究基礎之上的專門學問，不但涉及文物的真偽，還需要判別文物的年代、質地、用途和價值等各個方面(通常情況下，考古地層中出土的文物很少涉及辨偽的工作)。因此，鑒定一詞的指向是全方位的，其所涉及的各個方面是橫向交織的關系，在歷史與文化的語境中相輔相成；其意象是平實的，既有拂去歷史塵埃的神圣感，又充滿考古學的艱澀與冗繁，常常是一場漫長的求索。鑒寶，也需要專業上的全方位判斷，但其重點在“寶”字。寶，珍也。鑒寶比鑒定多了珠光寶氣，其所涉及的各項判斷最終是為了托舉寶物的珍貴，強化了人們對物本身的材質、價格、裝飾、體量等表面化因素的關注，也淡化了人們對物所承載的文化價值、歷史內涵的認知，在與財富和商品交易相關的情境中突出了一錘定音的意味�；�于這些原因，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地指出：“鑒寶不是故宮專家的特長�！蔽牟�專家擅長的是學術研究和文物鑒定，而不是瞬間就要辨出真偽、給出價碼的鑒寶，如果對自己的身份和職能認定發生錯位，濫用話語權，必然導致話語權的喪失�！拌b定專家的資質由誰鑒定”的質疑之聲四起，并非偶然。

　　在近些年的大眾傳播中，“鑒寶”的泛濫模糊了“鑒定”的涵義，“寶物”幾乎成為文物的代名詞，甚至各大博物館在文物和展覽的宣傳上，也有意無意地突出“寶”的獨立價值，而非其在歷史長河中的意義、作為公共文化遺產的功用和內涵，以至于有學者大聲疾呼：博物館不是“炫寶臺”！這種現象在近些年與全民收藏熱潮相伴的電視鑒寶節目中表現得最為普遍和突出——節目本身造假作秀，娛樂瓦解了學術的嚴謹。雖然這兩年此類鑒寶節目有收縮、自律之勢，其影響卻并未消散，不但加劇了收藏愛好者對鑒定專家的不信任和兩者之間的對立情緒，更誤導了大眾的收藏觀念和對鑒定的認知，擴大了認知誤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得到了長足發展，但由于各種原因造成了一些認知問題，已經影響到文化遺產的保護。其中，文化遺產價值常識的社會教育，是對整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影響深遠的問題，又是最容易被輕視的問題。這一常識的社會教育對象，不僅是“普通大眾”，還應該包括“專業小眾”。

　　認知誤區必然導致行為失當，呼喚學術和專業隊伍的理性回歸。依然以《石渠寶笈》為例，對待前人留下的史書和典籍，同樣需要具備清醒的認知，無論是對其著錄與定論的過度依賴，還是對其價值的徹底否定，無疑都是盲目和無益的。這幾年，文博界和拍賣界對于《石渠寶笈》的價值也多有討論，其中不乏理性的聲音�！妒�渠寶笈》作為對清宮廷收藏的客觀記錄，是一部完備、系統、深入的大型著錄文獻，今人既應重視它的史料價值，又應客觀、公正、歷史地看待它的缺陷與不足。學術研究從來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豐富、修正的。今天，故宮博物院以端正的治學態度，向世人揭示了一個真實的《石渠寶笈》，也再次證明了學無止境，貴在抱樸守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