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居委會”的意義(肖丹)

　　“生活即教育”，有著百年歷史的中國文化館能否肩負民眾教育的重任，能否探索一種公共文化管理的新方式，這些都是當前文化館職能定位繞不過去的課題

　　中國的公共文化館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在南京成立的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對中國文化館百年發展歷史，我們目前還缺乏認真的梳理，文化館的職能定位始終是個問題。今天，不少文化館觀念陳舊，功能單一，運轉緩慢，對社會和社區缺乏有效介入。在健全公共文化服務的新形勢下，文化館的功能改革備受關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在基層公共事務和文化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嘗試，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功能的多元化和高效化提供了啟示。另外，市場文化與公共文化關系的平衡性、公共文化權益保護落到實處等問題提上日程。在這種背景下，探索成立社會自治組織“文化居委會”具有實驗意義。

　　以北京市朝陽區垡頭地區為例。垡頭屬于城鄉結合部，人員結構包括本地居民、搬遷上樓農民、各區縣搬遷戶、外來務工人員及歡樂谷等社區居民等，思想多元，利益多樣，社區文化生活匱乏，一度人際關系松散。

　　朝陽區文化館倡導的“文化居委會”在垡頭地區應運而生。垡頭居民自愿聯合起來，通過民主治理來滿足自己的共同文化需求。在組織實驗上，“文化居委會”成員由居民推選的代表組成，在議事實驗上，文化館通過模擬訓練，對居民進行民主議事能力的培訓，依據程序規則對事關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予以商議�！拔幕�居委會”中的居民不再是籠統的面目模糊的群體，而是一個個有著具體文化權益訴求和文化理念的個體，在解決居民共同關心的社區文化事務時，居委會自覺采取以結構和服務為導向的視角，分析社區環境及人員構成，一方面尊重不同人的不同需求，保證居民享有最大程度的權益自由，另一方面在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經濟條件有差異的同時，保護各個群體的文化權益。

　　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人民群眾是文化活動的主體，但在實踐中卻免不了上面布置、下面執行的慣性操作，政府在承擔“滿足群眾基本文化權益”責任的同時，往往忽略了群眾的主體要求。經由自上而下的“被組織”“被安排”，社區居民真正的文化需求很難得到滿足。隨著生活水平提高、民主意識提升，信息傳播加快，居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應該主動為自己的文化生活“設置議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數字傳播技術革命等帶來的社會轉型，讓公共文化的頂層設計、基層實踐問題凸顯出來。成立“文化居委會”，只是實踐之一種。

　　一方面，“文化居委會”是對中國現代公共文化管理模式的探索，是文化體制改革的產物，另一方面，它也為文化館改革帶來諸多啟示。

　　其一，轉變公共文化服務觀念，是文化館改革的核心。社會轉型意味著文化館的服務對象也在發生變化，他們不再是面目模糊的被動的“群眾”，也不是數量有限的文藝愛好者，而是更具主動性的具有不同訴求的群體，分層次、分需求地開展文化活動是大勢所趨。與此同時，文化領域新興的文化形態加速涌現，跨界合作日趨明顯，給普通民眾參與文化活動提供了更多可能。文化館切實轉變公共文化服務觀念，不僅會拓展工作思路，也會讓更多人改變對文化館職能的認識，為文化館的文化服務打開新局面。

　　其二，成為民眾教育基地的功能定位，是文化館改革的活力所在�，F在很多文化館靠文件安排工作，國家下了什么樣的紅頭文件，文化館就照本宣科、簡單操作，忽略了文件以外的生動文化現實。事實上，做文化館工作就要對得起“文化”二字，尤其在當今社會，更要把公共文化生活和民眾教育密切聯系起來，把文化館事業做成“天下事”“大家的事”。什么樣的文化館才能成為真正的社區中心？毫無疑問，是那些針對公共文化中政府最關心的、老百姓最關注的問題，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的文化館。這就意味著文化館要積極轉變職能，對自己的“文化空間”有新的認識，創新組織形式，打破既有邊界，以更具彈性的運作充分釋放資源優勢。

　　“生活即教育”是民眾教育的旨歸。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中國的世界觀與世界的中國觀都在改變。中國的民眾教育將走向哪里，會給未來的世界帶來怎樣的變化，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人關心的問題，而形成民眾教育的思想共識顯得尤為迫切。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的文化館基層組織已經較為健全，功能變革也在探索之中，只要定位得當，相信它會充分發揮民眾教育基地的作用，用文化力量推動國家和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