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一種眼界看民國(解璽璋)

《民國文學十五講》，孫郁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48.00元

　　無論我們怎樣看待革命文學，它都是民國文學的一道景觀。在以往許多文學史撰述中，它幾乎成了唯一的景觀。孫郁的講述試圖改變這種荒謬的現象，他在這里提供了民國文學更為多姿多彩的風貌，其中很重要的一脈，便是從文學革命中溢出的另一種眼界和追求。

　　民國似乎是近些年來的一種新“發現”。有很長一個時期，這個歷史性存在幾乎被我們“遺忘”。這樣的“遺忘”，是一葉障目。至于這一“葉”，大約就是所謂革命與進步。以“革命”和“進步”的名義將民國“裁為三截”，于是有了近代、現代和當代。

　　很顯然，以“五四”為界分割民國文學史，不僅不足以解釋文學發展、演變中的諸多問題，反而制造了許多認識上的混亂和誤區。孫郁在民國文學研究領域的探索和開掘，給予我們諸多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這道人為的屏障是必須要打破的，文脈也在他的敘事中被重新接續起來。他在談論新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時，首先從更開闊的視角，描繪了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他特別注意到在西學東漸大背景下文化新因素的產生，以及新學與固有文化的對抗和沖突。有幾個人物是繞不過去的，譬如黃遵憲、梁啟超、章太炎、嚴復、林紓、陳季同，包括周氏兄弟，他們的存在，昭示著民初四年以《新青年》創刊為標志的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如果說民國文學的主潮是求新、求變的話，那么，它的濫觴就應該發生在戊戌變法前后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這個時期，古老的中華文明遭遇了來自西方的嚴峻挑戰，危機是前所未有的，但它也孕育了改造固有文化而自新的內在沖動，所以，梁啟超才大聲疾呼“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戲曲革命包含其中)”，他把文化變革看作是古老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必由之路。

　　胡適、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學“革命”，既以梁啟超的“革命”為濫觴，他們之間的相關性就不能因為梁啟超后來的被“落伍”而予以拒絕。事實上，文學在他們那里都是政治的工具，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套用一句時髦的話：當胡適談論白話文和新詩的時候，他在談論什么？然而我想，無論他談論什么，都離文學甚遠。雖然他們都視韓愈為異類，但就“文以載道”而言，他們卻又有同好，即都以“道”來規范有關“文學”的思考和敘述，盡管“道”已不同，然而，其中的邏輯和思維范式卻是一樣的，那就是，從社會政治革命的角度來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又從思想文化革命的角度思考文學藝術革命。抓住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十年后蘇俄的“革命文學”如何置換了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并進而理解革命文學何以最終演變成為階級的、黨派的文學。

　　無論我們怎樣看待革命文學，它都是民國文學的一道景觀。在以往許多文學史撰述中，它幾乎成了唯一的景觀。孫郁的講述試圖改變這種荒謬的現象，他在這里提供了民國文學更為多姿多彩的風貌，其中很重要的一脈，便是從文學革命中溢出的另一種眼界和追求。他們不認為文學只有外在目的卻沒有自身目的，用王國維的話說，具有純粹美術之目的的文學，是“可愛玩而不可利害者”。沿著這個思路，于是我們看到，有人已經繞過胡適(這時的陳獨秀，已從文化領袖演變成為政治領袖)，試圖從詩的角度思考和創作了，他們強調詩的思維，詩的邏輯，詩的旋律，認為“用一種美的文字——音律的繪畫的文字——表寫人的情緒中的意境”，才是詩。新詩的園地于是收獲了郭沫若的《女神》，汪靜之的《蕙的風》，戴望舒的《望舒草》，朱湘的《夏天》，馮至的《十四行詩》，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的《烙印》，穆旦的《穆旦詩選》；新月派更是人才濟濟，有徐志摩、聞一多、饒夢侃、朱湘等。詩以外，還有老舍、沈從文、蕭紅、張愛玲，以及左翼作家的小說和曹禺的戲劇，乃至周作人、梁實秋、朱光潛、錢鍾書、謝無量的學人筆記。

　　對民國文學的全面觀察和完整敘述，至少需要兩種眼界，革命的眼界必不可少，審美的眼界也不可或缺。然而，孫郁筆下民國文學的包容性又不僅表現為對審美眼界的接納，還有在敘事中對新與舊、進步與落后二元格局的關照與肯定。他對清末民初舊小說及舊詩詞的梳理，從舊文本中發掘新的因素，尤為注意寫作者的心緒，以及世道人心給予作品的影響，并不因為用了舊小說的形式便否定其文學的審美價值。他從吳趼人的《恨�！分芯涂吹�，“作者是憂世很深的人”，稱贊他“對現實的憂慮和對生民的愛憐，是頗為感人的”，雖然不可避免地帶著舊文人氣，但“作為過渡時代的作家，其價值不可小視”。他在談到鴛鴦蝴蝶派作家及其作品的時候，并不僅僅從讀者是否買賬的角度立論，還從作品中發現了“作者良知的閃爍”，以及那個時代的氛圍和各個階層的精神面貌。當然，也指出他們的弊病，“是在日常性里陷得太深，不能跳將出來，殊乏創意”；又“因為太市民化，精神多士大夫氣，與西洋小說比，精神的含量不高”。

　　誠然，孫郁觀照民國文學的眼界，還是知識精英的眼界，并非民國大眾的眼界。也就是說，在革命的眼界與審美的眼界之外，應該還有精英的眼界和世俗的眼界存在著。舊詩詞一講不必論，梨園一講，尤為明顯。其中講到齊如山、翁偶虹，看他們的眼光還是知識精英的意味多一些。對齊如山，只說他的作品，有“文人品質現代性的表達”，有“士大夫明快的一面與市井里的純然之風，與新文學里的人文精神相遇了”；對翁偶虹，除了注意到他的創作“與京派文人的趣味相符，或者說乃舊都市文人遺風的再現”之外，雖然也對其中“現實情懷與人生體驗的真摯表達”表示贊賞，但其作品中充沛的市民俗趣味，以及民國大眾的審美觀照，究竟該如何處置，卻很少深究。在“草根與政治”一講中，孫郁看到了所謂大眾化其實就是化大眾，也看到了走向民間與深入“工農兵”的共謀關系，但他只把思緒停留在這里，未能繼續追問下去：“日常性”與“市民化”作為“革命”的必然結果，又該如何被處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