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學術機制最重要(杜澤遜)

　　漫畫 　　徐鵬飛

　　對于學者來說，既然選擇從事學術就要坐得住冷板凳，但從古籍整理的整體而言，沒有合理的責權利相統一的機制，很難推動工作取得實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國際地位有了極大提高，文化建設的成績也有目共睹。就古籍整理工作而言，“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全宋詩》、《全宋文》、《全宋詞》、《續修四庫全書》、《劍南詩稿校注》等的校點、編纂、出版，大部分是國家組織完成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精品力作。

　　但是，近些年來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隊伍的整體素質卻出現了下降的趨勢。這種下降趨勢集中表現為，組織國家級大型高水平古籍整理項目乏力，缺乏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學術帶頭人，以及兢兢業業、甘于奉獻而又有扎實學術根底的中青年學者特別匱乏。

　　問題出在哪兒？我們可以對人才的培養和成長過程加以觀察。一個本科生考取了古文獻或相關專業如古代漢語、古代文學、古代史、中國哲學史等專業的碩士生，甚至進而成為博士生，畢業后就是具有古籍整理基礎的人才了。畢業后，走上專業崗位，如擔任教師或在科研院所、圖書館、博物館、出版社工作，大多會被單位安排參加在研的集體項目。一忙數年，項目結束，又過數年，項目成果才得以出版。然而，在職稱晉升等關乎職業發展的評選上，無論項目分、成果分、獲獎分，都是“第一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獲獎人”才算，排到自己，所得分數約等于“0”。再對照一下同時參加工作的同學、同事，凡不參加集體項目的，又發文章又出書，大干快上，很快成為“青年學術帶頭人”，成了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由此可見，對于青年同志而言，雖然參加的集體項目是具有重大學術意義的國家重點項目，但確確實實成了“痛苦的經歷”。

　　雖然，對于學者來說，既然選擇從事學術，就要坐得住冷板凳；但從古籍整理的整體而言，沒有合理的責權利相統一的機制，是很難推動工作取得實效的。由于在學術考核機制中體現不出學術勞動的價值，一些重大古籍整理項目的主要成員先后退出，或者即使不退出，也用一部分或大部分精力經營自己的自留地，使大項目進展緩慢，甚至遙遙無期。其他成員更是有心無力，逐漸有鳥獸散之態。不少重大項目因此擱淺。為了激活這些來之不易并且已有前期投入、棄之可惜的重大項目，往往要由行政領導親自出面做工作，重新拉起隊伍，注入資金，執簡馭繁，快速推出了裝潢精美的標志性成果。然而，這類成果往往是慶功會開得熱鬧，散場后無人問津，成了圖書館和辦公室里的擺設。至于獲得的大獎，又會因“獲獎分”分配辦法不合理，惹得矛盾再起、怨氣難消。如此一來，參加者固然灰心，而主持者也有很多難言痛苦。當然，還是有一些有學術理想的人抱有熱情和興趣，他們大多是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既不是排名第一的沾光者，也不是充當“分母”的參與者，基本沒有學術上的私心，只是從宏觀上認定“事情該做”�？墒�，這一部分的比例畢竟太小，難以形成力量。

　　重大學術項目不但可以形成重大成果，還可以帶動人才隊伍的成長。清初徐乾學奉命修《大清一統志》，參與者胡渭、顧祖禹都成了歷史地理學的代表學者。這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二十四史”標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等重大項目中也可以看得到。進入21世紀，由國家組織的重大古籍整理及相關工程明顯減少，項目的成效也明顯下降，組織者和參與者大多有個共同的感受——難。在這種背景下，古籍人才隊伍的成長、重要人才隊伍的建設，其危急就不言而喻了。

　　如何解決這一難題？還是要從制度上入手。首先，要把重大古籍整理項目的立項作為大事來抓，評審立項必須由古籍專家負責，經費投入也需合理配置。其次，要把職務行為與學術工作做明確切分、規定，杜絕以權謀學、以權謀項目、以權占成果、以權撈獎項的官僚主義作風。第三，要專門制定古籍整理成果評估體系，并規定與一般論著的對比關系，對長線項目的主要成員和一般參加者的學術貢獻，也應制定明確的評價辦法，并確定與一般學術成果的對比關系。第四，要加強對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視和鼓勵，比如，可以在高校中設立專門的獎學金，對有突出貢獻的古籍整理人才也應予以獎勵。相信有了這些保障政策和鼓勵措施，古籍整理工作能夠有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