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意義的參與者(李一鳴)

　　趙燕飛的小說堪稱是作者將自己打量世界的目光，投放到生活內部從而產生的現實主義作品。作者以寫實手法，將生活呈現給世界的本質，以小說的形式予以揭示，從而把人生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進行了文學意義的描摹與闡釋。

　　《春晚》《阿里曼娜》是兩篇對當下都市情感的矛盾性進行真實解讀的文本，女主人公從鄉村到城市的打拼經歷，是當今時代背景下整整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正在經歷的、或曾經經歷的。對情感的渴望與回避，對孤寂的懼怕與習慣，成了不可調和的一對博弈對手，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博弈同時也牽出了更多生活中時時存在的煙塵。個性難免等同愚笨，自由難免流于草率，對生活的探索，同時也是對人心的探索，沒有答案，卻必定引人深思。而另一對男女主人公有著獨特的情感歷程，漫長流連，卻仍舊敗在時代隆隆前行的多元結構之下。生活的境遇關乎情感的質地與走向，更關乎于人的精神上的深刻或淺俗，人性關于情感的一切尷尬，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宿命，朝向任何一個方向，幾乎都是錯誤的，而試圖改變一種錯誤，又幾乎是錯上加錯。這仿佛是一種不可規避的怪圈，或者說更接近一種無解的困境，這困境中奔突的人，似乎都成了傷者，正如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雅克·拉康所說，“社會往往是一個傷口”。無疑，這些受困于其間的人們，就成了社會這個傷口中的組織結構，有著與社會相通的共性，同時又極力表現出一種異化的傾向，試圖以一種區別于傷口的實踐方式解放自我，卻最終發現一切都是徒勞。這不能不說是悲情的。人生的復雜與多樣，再次呈現出一種深不見底的險境，個體生命的精神力量到底有多少值得信任與依賴，在人心、人性與人生面前，成了一個不可言說的隱喻，甚至流溢出一種戲劇化傾向，并將凡此種種的糾結，一并消弭于一種模糊的寄托與愿望，盡管這樣的愿望，幾乎是不可實現的。

　　毛姆對人性的探索與揭示，可以說足夠犀利。他在作品《人生的枷鎖》中說過：“要使世界成為一個尚可容忍的生活場所，首先得承認人類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倍�這樣的自私與不可避免，正是趙燕飛另外兩篇小說《賴皮柚》《地下通道》中意在表達的。這是兩篇以死亡為底色和主線的作品，幾個主要人物無一例外命運多舛，悲情荒涼，這樣的境遇，無疑令作品有了更深層次的寓言似的氣蘊，希望必然落空，人心必然幻滅，生命必然消隕，如一條條殘酷的人間律令，將生命的真相與人們的希冀生硬地剝離開來，真實而直白，不尋求解釋，也無需任何慰藉，生命的另一個永不愈合的傷口，再次被死亡托舉而出。一切都是不可拯救的，無可豁免的，人生的繁復、冗雜與多樣，在死亡面前格外具有新的力量。這種超出人心普遍經驗的悲情，在文學作品中，有時會形成一種難得的審美，使讀者在死亡中更加渴望尋覓生、尋覓莫名的憐憫，而遺憾的是，在兩篇作品中分別逝去的“母親”與“舅媽”，卻以同樣永恒的沉默，提供了更為永恒的答案，那就是生命原本就是悲情的，這悲情不可質疑，沒有爭議，這一切的核心指向，便是人心中最為頑固而卑劣的自私，或者說，生命中與生俱來的私心雜念有如荒草，漫漶于每個凡俗的生命，使圣潔經受玷污，高貴走向落魄，智慧變為蠢鈍，一切的自私似都意在最大限度地占有而止于付出，卻終究難逃命運的輪轉。因為自私的代價，是向死神交出自己的整個性命。這樣的象征意義，在死亡的映襯下，成了一道別有意味的黑暗之光，強化著生的希冀與死的寥落，令人感嘆唏噓。

　　縱觀趙燕飛近期創作的其他作品，如《魔幻時刻》《卜算子》等，其最大共性乃是其現實主義的意義指向，語言的質樸，情節的真實，人心的探究，對人生真相的直面，對當下人們生存境遇的敘事，都達到逼真的程度。在寫實化的文本結構中，作者盡力營造一種與生命、生活本身相疏離的東西，使讀者時刻意識到生活的繁復多樣，命運的無常無助，而這些，正是生活為文學藝術所提供的審美之源，恰如格魯克對美的理解：“我深信，質樸和真實是一切藝術作品的美的原則�！痹诂F實主義小說寫作中，質樸和真實猶如兩支頑強的槳，引著作品中的各樣人生，在命運的海洋中、在文學的巨瀾中乘風而行。

　　當然這樣的質樸與真實，必然以包含更為深廣與無限的精神指向為藝術前提，否則一切不過是對世界的單純描繪，將不具有任何藝術的審美意義可言。此間的精神指向，內涵與外延均豐富雜蕪，比如個體生命內在的廣闊的迷茫與焦慮，命運所蘊含的外在的空間圖景，以及二者之間的奇妙關聯，既時而相互印證，又仿佛彼此指證，茫茫時間與空間之內，殊途同歸。而生活給予人的，是同樣的雜蕪與豐富，矛盾、掙扎、糾結與困惑，卑劣與懦弱，盲目的勇氣，包括最終的死亡，以及對死亡的恐懼，對生的終極眷戀等等，事實上這一切，也許都是人作為人的諸般使命，而這使命，才使得生活的繁復與多樣得以呈現，使得人在世間的意義變得完整而真實，才成全了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深刻內涵。馬可·奧勒留，這位著名的“帝王哲學家”，在他的傳世經典之作《沉思錄——一個羅馬皇帝的哲學思考》中，將自己的審美價值觀，表達得深重而無可爭辯：“不管你將自己擺在什么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參與者”。若以這樣的審美為標尺，那么是否也可以這樣說，無論怎樣類型的敘事，小說創作無疑都應該是生活目的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