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大詩”寫作的可能向度(姚洪偉)

——對王久辛長詩《大地夯歌》的詩學解讀

　　在現代漢語詩學中，海子是最早提出“大詩”觀念的詩人。隨后，很多詩人參與到“大詩”構想中來，并進行了有力嘗試，還衍生出了“大詩歌觀”等詩學主張。詩人昌耀就曾說：“我是一個‘大詩歌觀’的主張者與實行者……詩美隨物賦形不可偽造。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長詩創作中，卻很難見到海子和昌耀所期冀的那種具有“大詩”氣象的長詩。進入新世紀后，短詩創作的“開發”空間接近“極限” ，一些詩人轉向長詩創作，一直處于薄弱狀態的史詩、抒情長詩等“大詩”創作有了新的氣象，王久辛、梁平、李松濤、胡丘陵、馬合省等人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為“大詩”的突圍作出了積極貢獻，成為新世紀中國新詩創作新的藝術增長點。他們的詩歌在“大詩”觀念的影響下，圍繞民族、國家、理想、信念等宏大主題，運用大修辭大意象對歷史進行重新“想象” ，凸顯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實現了對歷史的現實轉換，為新世紀的長詩寫作提供了新的存在和可能向度。

　　王久辛的詩歌著力于對革命歷史題材的現實書寫，對軍旅生活的深度再現。他先后創作了《狂雪——為被日寇屠殺的30萬南京軍民招魂》 《艷戰——魂系紅軍西路軍女戰士》等系列歷史題材的長詩，在這些詩中，他著力表現自己從歷史認知中獲得的“寬廣的胸懷、巨大的想象、豐富的思想、濃烈的激情和浪漫的情懷” 。沿著這一認知，詩人在2007年創作出了《大地夯歌》這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大詩”文本。 《大地夯歌》以民謠中的“夯歌”形式，用1800余行的大體量，描繪了長征途中一系列感人事跡并塑造了系列英雄譜像，深度再現了長征途中紅軍的“五次反圍剿”“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等重大歷史事件，成為新世紀長詩創作中“大詩”抒寫的優秀之作。

　　在《大地夯歌》中，一開篇詩人就闡明了自己的寫作目的，在題記中對美國記者哈里斯·索爾茲伯里對長征的評述進行了反駁，認為紅軍長征不是所謂的“求生存” ，而是一種民族理想的追求。對歷史的再理解和重新體認，是詩人獲得創作靈感的本源。一個民族只有不斷反思所經歷的歷史，才能從反思中吸取經驗教訓。正如馬克思所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 ”因為歷史的昨天是現實的今天的佐證。詩人在序詩中給讀者呈現的是一個和諧、寧靜的現實世界，以“洞”這個意象鋪展開詩人的情緒，以革命圣地“井岡山五月的清晨”來展現詩人的意象世界�！岸础笔窃娙嗽O置的一個意象之詞，通過“洞”這個詞來承接歷史與現實。詩人運用比興手法，以“洞”來象征人類漫長而又模糊不清的歷史，從而一步步由淺入深地向歷史的更深處去探尋。

　　語言是構成詩歌的最基本的要素。 《大地夯歌》的語言風格體現在運用夯歌這種民謠體式入詩所呈現出的獨特詩美韻味，加上象征與暗示的混合運用所產生的特別意象，宏觀書寫與微觀描繪相結合所取得的和諧統一，達到了多重語言相互絞合的多重意象效果。整部長詩除序詩外，每一章都運用夯歌開篇，每一章的夯歌在節奏的舒緩程度和語詞的構成上都有微妙的變化，作者還巧妙地融入了短音節的主題詞，從“嗨喲吭喲”到“呼咳咳呼咳”再到“哎嗨嗨喲喲哎嗨嗨喲”“喲吼”“呼兒嗨嗨呼兒嗨”到最后的“哎嗨嗨喲喲哎嗨嗨喲” 。每一處語氣都決然不同，夯聲一浪高過一浪向前推進，氣勢與詩人所歌唱的長征歷史在整首詩中得到巧妙融合，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音樂美。每一段夯詞在敘述內容上有明顯的區別，它們與每一章抒寫的內容密切相關。在這些震天的夯歌聲中，詩人在保證整部作品恢弘流暢的同時，在結構中使詩歌的意義效果實現最大化，給讀者展開了一個浩大、遼闊、雄渾、壯觀、氣勢如虹、震天撼地的革命圖景。

　　在描繪戰爭的場景時，詩人很少直接描寫戰場上敵我廝殺的情景，而是以詩的暗示來凸顯戰爭的慘絕和殘酷：“勇士輝煌把理想∕寫在湘江又用鮮紅的∕熱血把湘江染紅∕把兩岸所有的映山紅澆灌” 。詩人用湘江被鮮血染紅來暗示戰爭的傷亡程度之大，既避開了有限的詩歌內容難于容納宏大的戰爭場面描寫的局限性，又含蓄且耐人尋味，具有獨特的審美韻味。像這樣運用暗示的地方在王久辛的詩歌中多次出現。另外，詩人在詩中大量運用口語化表達，使得詩歌明白通暢，詩人認為“最高明的修辭就是最暢曉的表達；相反，最難懂的詩，一定是最蹩腳的修辭” 。這對當下的詩歌創作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也是對當下一些故作高深的詩歌寫作的有力反駁。

　　面對當下詩歌寫作的“個人化”態勢，許多詩歌淪為詩人發泄個人情緒的工具，不少詩歌成為詩人用意象的堆砌和雜亂的語言掩飾其靈魂空虛和寂寞的掩體。黑格爾說：“詩人仿佛是第一個人在教會全民族把口張開來說話，使思想轉化為語言，使語言又還原到思想。 ”然而，現實的詩歌書寫已經不能折射社會秩序的崩潰和重建，不再是歷史轉軌時期國民靈魂震蕩和裂變的記錄，更不是生命的真切體驗和時代精神的再現。詩歌已經異化為詩人們調侃和插科打諢的游戲，對生活的戲謔和對藝術的褻瀆，一種遠離大眾、脫離現實、隔離生活的無根浮萍。不少詩人只是用所謂玩世不恭的超然和自命不凡的清高來掩飾社會良知的淪喪，用隨意扯起的一面大旗來標榜一股新潮、一個流派的所謂“探索”與“試驗” ，反映出詩人的靈氣不足和思想淺陋。這些都已經背離了真正的詩歌精神，由此導致當前詩歌內在精神的缺失。

　　一首詩要能夠歷久彌新，必須具備強大的生命力，強大的生命力則來自于詩歌的精神情操和氣度在詩歌文本中的多重互滲。史詩的擔當表現在詩人的作品直擊社會現實，能夠及時揭示出當時的社會痼疾，起到警醒和勸誡世人的作用，對重塑當代價值觀有著積極影響。王久辛的《大地夯歌》從某種意義上擔當起了這個時代的道義，起到了警醒和勸誡的功能。 《大地夯歌》給中國當下新詩所提供的思想與藝術啟示是多方面的，它所具有的深刻內涵，還需要更多的研究者來發掘和開采。它不單從形式和內容上呈現出它的豐富性和廣闊性，在用句和修辭等方面都有新的開拓和創新，對歷史的思考和闡釋也有新的見地。經過時間的淘洗，不論從詩歌史學意義的角度去審視，還是從藝術發展史的角度去考察， 《大地夯歌》的重要詩學意義都將會進一步得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