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不化，這是個問題(何瑞涓)

——法國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與中國眾學者談中外文學的溝通

　　◎中國文學在抵抗文化霸權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國的新文學也許將不同于以往中國文學所呈現的形象，在我們這個時代讀者的眼中，中國將脫離它的陌生性、它的怪異性、它那種鮮明的異域情調，融入到眾多思想潮流和審美潮流中，這些潮流的運動絕不受到國界的限制。　　

　　——勒克萊齊奧

　　10月26日， 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在北京，在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等主辦的北京大學博雅論壇上，與陳平原、陸建德、王博、陳曉明、陳眾議、許鈞、張旭東、董強、何懷宏、西川、歐陽江河等學者、作家、詩人，就眾多中外文學與人文學領域的話題進行了探討。

　　勒克萊齊奧：全球化語境下文化成為一小部分國家的專利

　　勒克萊齊奧是法國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和莫迪亞諾、佩雷克并稱為“法蘭西三星” ，作品往往直接涉及現代文明的種種缺陷，善于描寫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邊緣人物的精神生活，表達出對古老文明的關注和向往。諾獎頒獎詞中稱他為“一位標志文學新開端的作家，一位書寫詩歌歷險、感官迷醉的作者，是在主導文明之外和之下探索一種人性的探索者” 。

　　“全球化的進程在很長時間以內，都是西方的征服者(歐洲、美國，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包括明治時代后極端西化的日本)的一種新的殖民手段。 ”勒克萊齊奧指出，殖民、后殖民的帝國主義，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民族主義所散播的種族主義和種族中心論，都便利了世界被少數的語言與文化所統治，文明包括文學都成為一小部分國家的專利，這些國家試圖向被其“統治”的國家輸出生活方式與審美標準。不過，他認為，對這個時代進行總結性評價，討論其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并無太大用處，我們需要做的，是超越這段莫衷一是的時代，從中找到可以傳給下一代人的希望和樂觀。

　　勒克萊齊奧說，因為自己經歷過殖民主義，那是可怕的時代，所有的文化都消失了，“中國文學在抵抗文化霸權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他看來，中國文學自其發端以來，直至今日已經樹起了一座宏偉壯麗的豐碑，成為人類文明的瑰寶之一，影響已經遍及全人類文明。比如，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作品，詩歌，曹雪芹、吳承恩的小說等等都啟發和影響著西方。認可中國文學，不僅是認可中國歷代的文學史，更是認可它在新一代作家與詩人的推動下在未來發揮的作用。勒克萊齊奧認為，中國的新文學也許將不同于以往中國文學所呈現的形象，“在我們這個時代讀者的眼中，中國將脫離它的陌生性、它的怪異性、它那種鮮明的異域情調” ，融入到眾多思想潮流和審美潮流中，“這些潮流的運動絕不受到國界的限制” 。

　　陳平原：與其急于“走出去” ，更欣賞做“獨行俠”

　　與勒克萊齊奧對中國文學的期望相比，中國學者有著更冷靜的認知。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曾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中國人文學者何時能在世界舞臺上“輕松自如”地表演，既不是唱主角，也不能總是跑龍套。陳平原答十到二十年，杜維明很高興，因為這已經是他聽到的最樂觀的回答了。

　　陳平原指出，當下很多中國大學以是否“走出去”為評價標準，心態焦慮，弄不好會本末倒置，使得學者們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學術立場，為國際化而國際化，過分強調進入人家的學術場域，但是若自我不夠強大，容易喪失主體性，變得隨聲附和。因而，他強調，當下中國學界要“走出去” ，不要抱怨外國人不理睬你，關鍵還是要練好內功，努力提升自家整體學術水平，若能沉得住氣，努力耕耘，出現大批既有國際視野也有本土情懷的著作，中國學術國際化將是水到渠成的事。

　　“作為人文學者，我更欣賞‘獨行俠’的工作方式。 ”陳平原說，他擔憂的是隨著學術交流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儀式化，場面浩大卻收效甚微，學者若過分沉湎于此，耽誤讀書時間，更使得各自的思考與表達越來越趨同�！爱斚麓髮W者或大思想家難得一見，恐怕與我們過分強調‘交流’而拒絕‘獨處’有關。 ”在這個意義上，談及人文學者的精神氣質時，他更欣賞“獨行俠” ，而不是常常被人掛在嘴上念叨的“領軍人物” ，并且在一個到處渲染全球化、云計算、大數據的時代，他也越來越懷念“那種個體的、可辨認的、有溫度且有感情的學術交流，以及那種劍及履及的低調的學術合作與教誨” 。

　　張清華、陳曉明：世界性之中的民族性，如同深淵處的一束光

　　一個國家的文學要在世界立足，必定是有其獨特價值。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認為，對農業文明經驗的處理，中國是最后的一個；中國傳統時間觀是永恒與循環，而西方是線性時間觀，“農村敘事和古典敘事中的時間觀，是中國文學貢獻給世界的” 。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也指出，莫言在3年前獲諾貝爾文學獎，正得益于其作品把世界文學經驗與鄉土中國的傳統、民族性、民間性結合起來。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中國文學界一直追逐高昂的現代主義創新趨勢，自80年代后期莫言橫空出世，既“尋根”又“現代” ，當代文學敘事也從焦慮于如何與西方對話轉而回歸鄉土與傳統，或者說是與現代主義相結合了的鄉土與傳統，以莫言、賈平凹、閻連科、張煒、陳忠實、阿來等為標識，中國文學在鄉土敘事上抵達了一定的高度�！斑@是80年代苛求文學創新的人們所意想不到的結果，鄉土中國敘事也只有做到這個份上，才能在今天與世界文學并駕齊驅” 。

　　有種流傳極廣的說法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陳曉明對此并不認同，他認為“民族的”終究還是要面對“世界的” ，“世界文學”并非一定就是后殖民理論所理解的歐洲中心主義或以歐美文學為標準的代名詞。我們應該著眼于創作實踐環節，思考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如何能在世界文學的經典標準下增強自身的藝術表現力，提升自己的藝術標準。這并不會削弱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國人的人性特征、文化特點、生活習俗、從傳統中獲得的藝術資源等等，這些東西始終都在那里，而小說的藝術表現方式卻要以世界文學業已取得的經驗和建立起來的標準，也即小說的普遍化藝術追求、方法、規則、格調等作為衡量依據。只有如此，才能有當下真正有活力的民族性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如此旺盛的當下，很多人已經遺忘了小說的藝術性，而“恰恰是吸取世界文學的優秀經驗，漢語文學在它的自我更新中才能在藝術上躍進到更高的層次” 。

　　對于有人質疑中國文學將世界文學經驗吸納并內化的可能性，陳曉明認為，全球化經驗具有包容性，而民族文學具有有限性，把傳統與民族性無限放大實際上是把傳統和民族性封閉起來�！敖裉斓氖澜缌艚o民族性的余地非常小，如果再剔除那些痼疾陋習，那就更少了” 。而正是有限的民族性才顯示出其可貴與真實，在與世界性交流中獲得自身的堅實性，如同深淵處一種光照徹出來。像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略薩等都是西方文學經驗培育出來的作家，其小說的體制是西方的，內容和內在精神氣質則是民族的，有堅韌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