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再現陜甘邊“鬧紅”歷史的扛鼎之作(李險峰)

——著名軍旅作家黨益民長篇小說《根據地》讀后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發起組織領導廣大民眾經過十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創建了先后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為被迫長征的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點，并迅速發展壯大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為民族解放和奪取全國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頁。如今，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已過去了80年，按說，陜甘邊“鬧紅”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早應在文學家的筆下得到全景式的生動再現，但迄今為止，這段歷史僅僅以碎片的樣態散見于為數不多的文學或其他藝術文本，這不能不被視為當代文學歷史敘事的一個缺憾。今天，這一缺憾終于被著名軍旅作家黨益民彌補了！作為一個現役武警部隊的領導干部，在過去的十年里，他犧牲了大量的節假日和業余時間，多方搜集文獻資料，深入挖掘紅色基因，以對歷史和讀者負責的精神創作了30余萬言的長篇小說《根據地》 ，真實而又生動地描繪了陜甘邊紅色武裝力量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壯麗畫卷。讀罷小說，筆者認為， 《根據地》在以革命歷史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中取得了以下幾個思想和藝術上的突破。

　　在敘事倫理上， 《根據地》既沒有重蹈上世紀50至70年代一些歷史小說粉飾或歪曲歷史的覆轍，也沒有緊趨80年代以降文藝領域新歷史主義思潮的后塵，尊重歷史是作者秉承的創作信條，“寧可少寫，不能胡寫；寧可少說，不能戲說”是作者的底線。為此，他搜集查閱了大量權威性的歷史文獻，力求使自己成為陜甘邊紅色歷史的研究專家，從而規避了骨干史實出現不真實的風險。但是，歷史小說畢竟是文學藝術，而不是歷史文本，它并不排斥虛構，而且，唯其虛構，歷史小說方能從歷史文本的“實錄”訴求轉而走進文學的審美世界，這應該是歷史小說既是“歷史”又為“小說”的前提。從革命歷史小說的接受來看，讀者試圖認知的主要內容并非各類歷史文本中表述基本一致業已固化的骨干史實，而是在骨干史實的框架下回眸歷史文本不可能涉及的歷史細部。黨益民深諳其個中三昧，他以“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為原則，在人物設置、情節發展、場景描繪和行為動作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合乎情理的藝術想象。小說除了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婦孺皆知史有所載的歷史人物，還虛構了楊勝、梁東、柳葉、張靜、劉倩、“老刀” 、“拴馬樁”等多個次要角色，正是這些次要角色的存在，才把鏡頭由“領導”轉到“群眾” ，把框架搭建變為細部展示，從而濃化了小說的文學屬性。另一方面，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歷史主義風生水起，革命歷史敘事首當其沖，出現了消解神圣、顛覆定論、欲望展示、暴力美學、零度書寫等諸多弊端。然而， 《根據地》既沒有出于滿足讀者獵奇心理以“解密”為誘餌對眾所周知的基本歷史面貌進行歪曲或顛覆，也沒有為了迎合讀者低級趣味而展示情欲性愛與血腥暴力，作者在消費主義催生的市場化娛樂化的當下的文學語境中堅守了作家的良知，表現出竭力去表現新歷史主義諸多弊端的倫理訴求。

　　在情節設置上，作者匠心獨運，有力強化了小說的可讀性。顯而易見，《根據地》設置了兩條情節線。一條是武裝鬧紅斗爭。小說從富平早期共產黨人嚴木三組織領導發動青少年學生為了捍衛王翠蘭和柳葉母女的尊嚴跟惡霸地主紀德的斗爭切入，由此引出小說中的一個主要人物、陜甘邊根據地主要創建者之一的習仲勛，然后以習的革命活動為主線，在這一過程中穿插概述黃子文領導的渭北“交農” 、劉志丹等領導發動的渭華暴動等準軍事和軍事斗爭，直到習仲勛發動兩次兵變失敗后找到劉志丹，之后的革命斗爭就大致上先后以照金、南梁為中心敘事空間比較詳盡地展開。另一條情節線是扣人心弦的地下斗爭，這條線以國民黨特務“老刀”為中心暗暗地延伸�！袄系丁睅缀跖c故事的時間切入點同時出現，他的敗露以及被處死則為這條線打了個死結，而小說的整個故事也在此后不久即告終了。這兩條情節線前者在明處，后者在暗處；前者中的“大事”史有所載，后者則是作者的虛構——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地下斗爭的許多人事本就不見諸于歷史記載，因而這種虛構乃當時具體歷史環境下合乎情理的藝術想象；前者是敘事的著力點，后者是敘事的興奮點——對于所有讀者而言驚心動魄的諜戰故事具有永恒的閱讀魅力。兩條線時而分離，時而交錯，從而使敘事節奏張弛有度，情節跌宕起伏，不僅激發了讀者的閱讀欲望，而且表現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難性和危險性。

　　《根據地》的又一個創獲是善于在歷史講述中嵌入地域文化。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生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陜西與甘肅交界地帶，那個歷史時期的“陜甘邊”有著獨特的自然環境、風土人情、房屋建筑、方言土語、民俗事象、歷史傳說、民間藝術……這些都在《根據地》里不同程度地得到展示或點染，其中著墨較多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曲曲信天游和一句句諺語，它們猶如一株株絢麗怒放的鮮花點綴在溝壑縱橫的黃土臺塬，凸顯了特定的時代氛圍和地域風貌，讓讀者真切地認識到是什么樣的地理環境、什么樣的階級關系、什么樣的民風民情孕育催生了紅色武裝力量由弱小到壯大的歷史必然性，同時也在較大程度上提升了小說的文化品位。

　　在人物塑造上， 《根據地》善于將革命精神與人倫情懷相融合。作者并沒有把人物概念化神圣化，沒有把革命者作為人的一面抽空而成為一種抽象的符號。民國十八年年饉發生后，習仲勛遭遇父母雙亡的人生大悲劇，“他獨自坐在油燈下， ……無聲地落淚……”劉志丹在李富貴家里給主人“打下手”釀米酒……這些日常生活層面的細節敘述既表現了革命志士舍生忘死的鐵血擔當，又表現了他們作為普通一員的人倫情懷，從而使人物形象血肉豐滿，真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