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葉詩人筆下的1948年（吳昊）

　　在錢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黃》這部著作的觀念中，1948年是一個“天地玄黃”的年份，是所謂“新中國”與“舊中國”大決戰的時刻。這一年國共兩黨的政治競爭勝負已幾成定局，但國民黨沒有放棄最后的掙扎，其統治給整個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仍然深重，可謂是“黎明前的黑暗”。這種情態不僅表現為經濟的蕭條、秩序的動蕩，還深層次地作用于社會各階層的心態。一般認為，詩人相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是心態更為敏感、觀察視角更為敏銳的一群，但又區別于用客觀、科學的方法論來思考、解決問題的研究者。因此詩人面對“天地玄黃”的時局所做出的反應是值得關注的，在他們的詩作中能看到這些詩人對現實之“變”的心靈感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變革年代的詩作本身就是對歷史的一種記錄，是用詩性語言的方式處理個體生命與社會、時代之間的張力。因此，九葉詩人在1948年的寫作值得引起進一步的關注。

　　九葉詩人，或九葉派，并不是一個在1940年代就被確定的稱呼。據唐湜介紹，當年環繞著《詩創造》，尤其是流派色彩較濃的《中國新詩》的詩人并不只是九個人，年紀大些的前輩詩人就有馮至、卞之琳、方敬、徐遲、金克木幾位，年輕一些的也有莫洛、方宇晨、李瑛、楊禾、羊翚幾位。(唐湜《九葉詩人：“中國新詩”的中興》)九葉詩人(九葉派)是1981年袁可嘉、鄭敏、陳敬容、杭約赫所編《九葉集》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評論家所賦予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辛笛、陳敬容、唐祈、唐湜、杭約赫這九位詩人的集體稱謂。這幾位詩人雖然在個人創作風格方面有所差別，但在袁可嘉看來，他們對詩與現實的關系和詩歌藝術的風格、表現手法等方面有相當一致的看法，因此圍繞著《詩創造》和《中國新詩》，在風格上形成了一個流派，這個流派的特點被袁可嘉概括為“現實、象征、玄學”，現實表現于對當前世界人生的緊密把握，象征表現于深厚含蓄，玄學則表現于理智感覺、感情、意志的強烈結合及機智的不時流露。(袁可嘉：《新詩現代化——新傳統的追求》)九葉詩人在繼承中國古典詩詞和新詩優秀傳統的同時，又受到了西方詩學理論和里爾克、奧登、艾略特等詩人創作的影響，因此九葉詩人是中西合璧的一群。對現實的密切關注與獨到的創作手法，使得九葉詩人筆下的1948年成為名副其實的“變革之年”。

　　對“風景”的“觀看”

　　九葉詩人對“時代之變”的捕捉，最初的階段是身臨其境的感官體會，如眼睛的“觀看”。通過“觀看”，1948年的社會萬象便轉換為一幕幕圖像為詩人所接受，但是如果僅是對所見之景進行簡單的描摹，則不足以書寫“時代之變”。九葉詩人在作品中力圖通過事物的表象，看到社會生活的核心，也即把感官所能體會到的“風景”在詩歌中轉化為時代與心靈的“風景”，將單純的視覺體驗變為文字經驗。如同里爾克的作品《布里格隨筆》中對風景的描繪一樣，九葉詩人在詩歌中睜開了時代的“經驗之眼”。

　　辛笛的詩作《風景》標題即點明了內容的主旨。作者也在詩末綴明寫作的時間、地點：1948年夏在滬杭道中。但辛笛并不是單純地記敘旅途之風景，他看到的是“風景”，想到的卻是“社會問題”，記敘過程中有著形象的比喻，并摻雜了自己的主觀感受：“列車軋在中國的肋骨上/一節接著一節社會問題/比鄰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間的墳/生活距離終點這樣近”，在新的時代到來之前，丑陋的事物比平時更為觸目驚心。辛笛描寫“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之類的“風景”，實際上是為了指出這樣的畸形風景之“病”，為了“反風景”，體現了詩人對社會現實的憂慮之感。

　　與之相類似的詩作還可以舉出袁可嘉的兩首描寫城市的詩《上�！贰赌暇�》。這兩首詩或用夸張的手法寫到巨變之際城市里的亂象：“從辦公房到酒吧間鋪一條單軌線，/人們花十小時賺錢，花十小時荒淫�！�(《上�！�)或將城市擬人化，在書寫混亂時局的同時也表示出對時局的嘲諷：“糊涂蟲看著你覺得心疼，/精神病學家斷定你發了瘋，/華盛頓摸摸錢袋：好個無底洞！”(《南京》)與辛笛的《風景》所采用的角度相類似，袁可嘉在“觀看”城市“風景”的同時也在對“風景”做出評判，將“風景”轉變為具有個人化色彩的景象，體現了一個詩人對1948年這個變革時代的感知，也與其提出的“現實、象征、玄學”的主張相契合。

　　“等待”與“忍耐”

　　1948年是黑暗與黎明最后決戰的時刻，舊的時代即將結束，而新的時代還在路上。在這樣一個轉折年代，九葉詩人們的筆下出現頻率較高的詞是“等待”和“忍耐”。這是因為九葉詩人都具有憂國憂民的熱情，也密切關注時局的發展，但他們畢竟不是運籌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們雖然預感到“光明就在眼前”，但對于未來的具體圖景并沒有清晰的認識，“忍耐”和“等待”便成為他們在詩歌中流露出的一種應對時局的態度，因為“光明”的誕生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過程充滿艱難。

　　1948年夏，辛笛在上海寫下一首名為《春天這就來》的詩。在開頭詩人便有著疑問：“春天這就來/冬天你走不走去？”雖然寫作的時間是夏天，但詩人感到身處的社會環境是“冬天”，并在焦急、疑慮中等待“春天”的到來�！暗却�春天、忍受寒冬”的心情也是女詩人陳敬容所擁有的，她在《抗辯》一詩中說出了被迫忍受黑暗時局的無奈：“是呵，我們應該閉著眼，/不問那不許問的是非；/我們知道我們的本分只有忍受/到最后；我們還得甘心地/交出一切我們的所有，/連同被砍殺后的一堆骨頭�！辈⑶艺�因為有“忍受”的苦楚，詩人才更加渴望“春天”的到來：“多少個寒冬、長夜，/巖石里鎖住未知的春天，/曠野的風，旋動四方的/云彩，凝成血和肉，/等待，不斷地等待……”(《題羅丹作〈春〉》)

　　在唐祈的長詩《時間與旗》中，“等待”和“忍耐”的主題也有所演繹：“人們忍受過多的現實，/有時并不能立刻想出意義�！薄叭藗冊诒鶋K與火焰中沉默地等待，/啊，取火的人在黑暗中已經走來……”的確，正如路翎在1948年所作《危樓日記》中所說：“新的時代要沐著鮮血才能誕生；時間，在艱難地前進著�！薄坝袠O沉重的東西，大家稱之為‘時局’的，重壓著人們�！痹谧兏锏年P頭，人們總是期盼光明快些到來，“等待”似乎也變成了一種“忍受”，因為時間在重壓之下顯得更為緩慢，但“忍受”和“等待”仍然是必須的過程，因為杜運燮筆下那“沖破冰凍嚴寒的春雷歡呼聲”終究會來。

　　批判，呼喚以及猶疑

　　前文說過，面對“天地玄黃”的局勢，九葉詩人的態度之一是“忍耐”和“等待”。但他們的態度并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國民黨政權的丑惡行徑、混亂的社會秩序、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的局面都是九葉詩人在作品中批判的對象。他們希望擁有穩定、正常的社會環境，富足、幸福的生活，相信人民一定能取得勝利，因此他們在批判現實的同時也在熱切呼喚光明的到來。九葉詩人的這種“批判與呼喚”雖然帶有政治意味，但他們的詩作絕不是庸俗、呆板的“政治抒情詩”。他們“絕對肯定詩與政治的平行密切連系，但絕對否定二者之間有任何從屬關系”。(袁可嘉《新詩現代化——新傳統的追求》)九葉詩人的作品中的“政治”是個人意識與社會意識的相結合，并且決不是放逐詩歌語言藝術的“政治”。杭約赫在1948年所作的兩部長詩《火燒的城》和《復活的土地》都充斥著對時局不乏藝術感的批判，如《復活的土地》中寫到：“生存的欲求，從墻上到地面/一層層凝固，凝固又剝落。/徒手的雜色的行列，向那些/張開的口——吸血的口和/槍口走去，生命的旗幟/飏起來，再飏起來，又回歸于/流血的塵土�！钡�即便如此，九葉詩人們還是愿意相信“光明”的到來，對“人民的旗”的呼喚與肯定出現在唐祈的筆下：“一個巨大的歷史形象完成于這面光輝的/人民底旗，炫耀的太陽光那樣閃熠/映照在我們空間前前后后/從這里到那里�！�(《時間與旗》)

　　雖然九葉詩人不滿于時局，并期待時代的新生，然而在“批判與呼喚”的熱烈聲音中，仍然有一絲“不和諧”的猶疑。詩人穆旦對時局的密切關注，已被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據姜濤研究，穆旦自1947年春開始，就連續寫下《時感四首》《荒村》《饑餓的中國》《甘地之死》《詩四首》等作品，類似于一個連續展開的動態的政治觀察與評論。(姜濤《一個詩人的內戰“時感”》)在創作于1948年8月的《詩四首》中，穆旦雖然也期待“迎接新的世紀來臨”，不過他總是用一個“但”字來表達他對“歷史循環論”的焦慮與不安，于是他擔心“面包和自由正獲得我們，卻不被獲得”。這種猶疑的心態其實是正常的，正如姜濤所說：“‘天地玄黃’的時刻也是一個開放的時刻，能否主動站在變動的歷史內部，而非挪用固化的感受方式、認識方式，去把握變動的契機，形成多層次的視野，其實檢驗著自由思想的歷史可能性�！�(姜濤《一個詩人的內戰“時感”》)在1948年這個歷史的轉折關頭，因為個人觀念、立場的不同，所以任何抉擇都有可能。

　　“這是結束，也是開始�！闭�如杭約赫《復活的土地》的最后一句所言，1948年是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鍵年代。雖然“大局玄黃未定”，然而“一切終得變”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在新舊交替之間，九葉詩人在詩歌中流露出的對時局的態度，可以視為知識分子群體普遍心態的代表。在他們的詩中既有充滿現實關懷的“觀看”，又有“忍耐”與“等待”的主題；而最核心的部分，乃是對黑暗的批判、對光明的呼喚，以及批判與呼喚之間的一絲猶疑�！艾F在”變得難以忍受，“未來”雖然難以確定是怎樣的情形，但仍然值得期待，而在“現在”與“未來”之間，是“豐富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