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正義與歷史的另一面(陳福民)

——郭金牛詩集《紙上還鄉》淺讀

　　郭金牛不是一個職業詩人，他只是在打工之余記錄下他所能看到與感知的時代真相之一斑；他也不是一個多產的寫作者，雖然他的寫作經歷已經相當長久，但今天呈現于人們面前的，也不過是收入薄薄一冊《紙上還鄉》的49首短詩。但他的詩歌，具有多數人所不具備的冷峻、陌生與直抵心靈的質感力量，并由此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洞察力。

　　“紙上還鄉”一詞凝練了郭金牛并不寬廣但極富歷史深度的精神世界。這個具有癥候性的精妙詞語，構筑了一條虛擬的救贖之路，或者說，這乃是郭金牛們用以理解世界、表達世界的一種方法。當人們被歷史牽引著來到陌生的城市里，文明就此發生了致命的斷裂，并衍生出無數的悲哀與絕望的故事。抒情或詛咒，曾經是一種習慣性的精神力量。而在事實上，這個方法被使用了整整一個世紀，并且似乎還要繼續被使用下去。因為它不僅講述著兩種文明的此消彼長，也透露出靈魂的倔強和更為深遠的歷史意味。

　　沒有人能夠拒絕“紙上還鄉”這么優美而絕望的詞語。因為它的“紙上談兵”的性質，正在使“還鄉”成為一種在物理層面上沒有意義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絕望的地方，詩歌出發并導引了一場想象的絕路逢生。

　　籠統地贊美這種“鄉愁”是沒有意義的。對于任何一個時代中的每個人來說，都可能會有“家園”之感或“懷鄉”之痛，那是詩人永恒的病患和靈感之源，那是抓住生存之根并獲得自我確認的有效方式：“在外省干活，得把鄉音改成/湖北普通話，/多數時，別人說，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氣//四月七日，我手拎一瓶白酒/模仿失戀的小李探花，/在羅湖區打噴嚏、咳嗽，發燒。/飛沫傳染了表哥。他舍不得花錢打針、吃藥/學李白，舉頭，望一望明月。//低頭，想起汪家坳�！�(《在外省干活》)鄉音和普通話、故園和當下情境，類似這樣的句子和意象在郭金牛的作品中還有不少，不僅是他詩歌的核心意象，也是構成他的寫作中心沖動的要素。若只是這樣看待和理解問題，那么郭金牛就勢必會被放置到已成陳詞濫調的文學“懷鄉”大軍中歌哭吟詠，但是，讓這一切真正有了意義并且需要細心甄別與判斷的是，這次郭金牛們遭遇的“還鄉”之痛，不再是李白們所感懷所抒發、為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鄉愁了。它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幾乎是郭金牛們無法理解也無法拒絕的——“紙上還鄉”，成了一種讖語和一個命運，成了一個永遠也完不成的虛擬動作。因為，他們，以及中國，永遠地回不去了。

　　現代性的“還鄉”之痛深刻區分了不同文明的迥異性質，它讓“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從而使得“紙上還鄉”成為一樁必須做甚至惟一可做的事情。但更重要的，乃是“還鄉”的路徑被連根拔起之后，詩人們除了大力展開“紙上談兵”行動之外，是否還有可能做些什么。也正是在這里，郭金牛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地方。他看見和感知了時代變遷巨大的冷酷無情，他看見了死亡、犧牲與被湮沒的命運，以極為冷靜的白描手法寫出了回不去的真相，表現出一種客觀上的歷史深刻性。

　　《左家兵還鄉記》是最能代表郭金牛詩歌藝術水準的杰作。這個有著小型敘事詩外貌的作品，講述了一個關于黑色與黑夜的故事，講述了一個人無聲無臭輕如鴻毛的死亡：“一只夜鴉，穿黑衣，騎黑馬，走黑路/嗬、嗬、嗬。挖坑。挖坑。挖坑。陰間的信使，正將壞消息傳遞/第一只，它要摧毀一個人/第二只，它要摧毀一個村子/第三只，它足以摧毀我的祖國”。這篇作品完全可以被寫成多種體式，小說、散文或者非虛構，其大意是說一個奔赴異域他鄉打工的農民，在挖電纜溝時被劇毒銀環蛇咬了一口，送進醫院時已經氣若游絲，接下來，就是其他人如何善后——“左家兵還鄉”的問題了。無論郭金牛這首詩所寫是否是他身邊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想象并理解這種事情的概率與真實性就已經足夠。但如果問題僅限于此就還只是新聞，而郭金牛從中看到了構成詩歌的殘酷“詩意”。擁有權利無處伸張的人不得不用“失德”的方式“躲掉醫療費”，為了最后的信義，幾個人失掉了自己的信義……這種邏輯、責任與道德的強烈扭曲所昭示的人性的垂死掙扎，難道不是激勵人們“還鄉”的最后一點道德安慰嗎？左家兵是在一息尚存的時候被老鄉“偷走”的，有詩為證，他在被人們從醫院悄悄背出的“23分鐘后斷線”，我們能想象這種將一個活人當做死人來處理，然后又將這尸體當做活的生命來尊重的無奈、艱辛與偉大嗎？

　　在人類所有的正義中，詩歌的正義很可能是最為卑微和無力的一種形式。然而，詩歌的正義力量卻是最為動人也最為悠久的。左家兵的“還鄉”，包含了對這種正義全面復雜性的最為恰當和精確的表達。而這不是理論的勝利，它是不折不扣屬于詩歌的勝利。

　　與其說我是被這個故事吸引了，不如說是郭金牛敘述這個故事的方式立刻抓住了我。在中國現代白話詩驅逐了華麗的修辭與平滑的韻腳近一個世紀以來，讀者應該不會再對《左家兵還鄉記》的貌似散漫、敘事性、瑣細，實則結構嚴謹中包含的無限意味感到吃驚。而“還鄉”作為嚴肅的精神動作，也恰恰是由詩作中被精心講述的數字、人名、地點、時間等元素所緊密組成，不可或缺。郭金牛耐心地使用了這些元素，不憚巨細、不厭其煩�！蹲蠹冶�還鄉記》以及《紙上還鄉》集子中的很多作品，其正義的詩意或詩性的正義，統統都與上述最為形而下的事物糾纏往復，從不訴諸空言。這里最有力的啟示在于，當卑微的正義被迫成為一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正義時，詩歌將永遠不會屈服。

　　《紙上還鄉》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作者對于打工人群赤裸而嚴肅的情感生活的描寫，欲望、幻想、誘惑、荷爾蒙、相濡以沫、失望流離，直至天真無邪的“性敘事”。這里涉及的角色包括“我”、木匠小郭、李小梅、燦爛的小妓女徐美麗，以及各種叫做玉、張、萍、許的女性。這個在相當程度上屬于社會學領域的問題，曾經在文學創作中被過度修飾，極盡婉轉凄美憂傷煽情之能事。然而，那些住在出租屋、工棚、集體宿舍，穿梭于城市犄角旮旯昏暗小巷城中村、輾轉于流水線上的無名少男少女們，其實是另外一番場景。

　　《木工部的性敘事》中毫不扭捏作態的經驗直陳，完全擊碎了曖昧化的白領書寫與程序化的底層想象。打工的人們曾經被強加給了各種苦大仇深，被凝固成“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代表，在文學作品中呆若木雞供人瞻仰。然而李小梅對此不屑一顧，這“春天的一只小獸，要出來活動，說美就美，欲休不休，隨她亂走”，直至與她中意的男子一起“低頭，坐進蚊帳……鐵架床，搖出了慌亂”。這種滿心喜悅的對青春的禮贊，這種秉持自然生態的健康樸素的生命歡歌，禁不住令人想起《詩經》中男歡女愛的場景。而那些“名聲不好”的邊緣女性，如“燦爛的小妓女，徐美麗”等等，郭金牛謹慎地懸置了簡單化的道德視角，同時始終保持著對于她們作為生存著的“勞動者”的尊重與確認。

　　在最好的情況下，詩歌的正義與歷史的正義可以吻合一致，但在有些時候或有些問題上，它們又不能總是握手言歡，嚴重時甚至彼此反對。一個詩人的寫作，在鼓蕩詩歌正義的同時，是否也需要為歷史的正義負責，這是一件令人苦惱的事情�！都埳线�鄉》并未正面表達對于歷史的拒絕，盡管“還鄉”只能在紙上進行，郭金牛也只是希望記錄下那些場景那些生活的痛楚。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羅租村往事》和另外一些作品中，詩人對于故鄉的詩意懷念以及對工業化的詛咒雖然充滿正當性，其實不僅并無新意，往往也會似是而非。中國文明的進程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不僅回不去了，還會繼續往前走。在這個意義上，“鄉”作為精神存在的合法性，并不能抵消農民作為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者階層行將終結的必然性。對于這個歷史進程的復雜性的體認，需要同樣復雜的邏輯。詩歌的正義固然沒有義務對此負責，但終有一天，歷史的正義會找上門來予以檢驗。一如魯迅在《野草·題辭》中所說：“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透徹的態度。由是，盡力去觀察這個時代種種面相，盡力去理解歷史艱辛背后的活力，不執于一念，存闊大情懷，在人性、詩性與歷史的正義之間折沖，馳向方生未死之境，乃是一個偉大詩人的成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