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軍旗下還需秣馬厲兵(劉瓊)

　　文藝報社與江蘇省作協、江蘇省泰州市文聯聯合舉辦的“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在江蘇泰州召開后，“里下河文學流派”作為一個名詞逐漸進入大眾傳播和文學研究的視野。面對這個名詞，在激情褒揚地域文學創作的自覺性之余，有幾個問題恐怕還必須積極面對并作出科學回答，比如，里下河文學流派確實存在嗎？如果確定這個流派存在，那么它的文學主張和美學風格是什么？等等。

　　里下河文學流派確實存在嗎？眾所周知，一個文學流派的形成通常有兩種路徑。一種屬于自覺推進，即有領軍人物振臂一呼，大家嘯聚旗下，借由卓有成效的文學實踐，表達共同的文學主張。通過這種路徑誕生的文學流派，當其時應該是未完成和正在進行時態，在自覺的文學理想下培養一批作家、產生一批作品。一種是對風格類似、創作活躍的文學群體的歸納，流派是事后研究的結論，這種方式產生的流派姑且稱之為非自覺路徑——其實應該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非自覺。依照這兩種敘述，我們談論的里下河文學流派似乎更接近于后者。

　　從近兩年的表現來看，以地域命名的里下河文學流派首先是從地理出發的一種歸納研究，也因此，2013年會議上一些與會者對里下河的地理范圍進行了探討。歸納是合并同類項。以地理命名的流派僅僅是以“地理”為“類”的合并同類項嗎？如果是這樣，全國各地的文學流派應該數不勝數了。顯然，文學流派與地方性寫作不是一個概念，從這個角度出發，似有必要提醒里下河文學流派在研究中應防止泛化傾向，比如將所有籍貫為里下河區域的作家以及曾經在此生活過的作家都不加分析地納入其中。

　　籍貫為里下河區域的作家以及曾經在此生活過的作家，什么情況下可以被歸納進里下河文學流派呢？這就涉及第二個問題，作為文學流派而不是作為地域性寫作的里下河文學流派應該有它內在的文學共同性。

　　談這個問題，還必須回到“地理”。從“地理”出發的研究很容易讓人想起法國作家左拉的自然主義文學理論。文學史上的左拉，理論成就大于作品成就，他的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崇尚文法自然，強調遺傳和環境對人的影響的“本質性規定”。這個理論師承于批判現實主義，雖然這個理論指導下的創作因拘泥僵化受到廣泛的批評，但是把人與地理環境的關系講得很透徹。其實，這個理論與我們的先賢孔子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異曲同工。位于蘇中的里下河是一塊洼地，周邊是海、湖、河，內部也河汊密集。近水多智，這塊土地的文化是“河流文化”，屬于“藍色文明”。藍色文明熏陶下的文學創作風格是開放的、多樣的，但共性也是可以提煉的，比如“恬淡沖和”“風俗畫”“靈秀俊逸”等等，許多研究文章已經作了細致的表述，此不贅述�，F代以來中國社會有沒有自覺的鄉土精神？這個話題爭議不休。有沒有統一的鄉土精神暫不下結論，但與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有關的地方性鄉土精神應是一種客觀存在，比如介于江淮之間的里下河地區，內斂、溫和、疏淡、勤勉的中庸文化氣質迥異于左鄰右舍。鄉土是作家寫作的重要面向，面向鄉土的寫作可以有多種姿態，在鄉、望鄉、返鄉，等等，還可以是以鄉土為原點向外拋物。如果要進入這個里下河文學流派，不僅與里下河有地理關系，寫作上也應該是用文字自覺地建構和豐富這種鄉土精神或鄉土文化。這或許可以理解為流派建構的一種文學主張。這么說，不是排斥作家創作的多樣性，而是認為作為流派的文學內在精神似應有共同特質。在這個共同性下歸納的里下河文學流派，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領軍人物非汪曾祺莫屬。被各種教材舉為“京派”小說代表人物的汪曾祺，像他的老師沈從文一樣，終其一生基本都是向故鄉致敬，在進行“望鄉”式創作。通過他的作品如《受戒》和《大淖記事》，高郵的人文風情流播廣泛。通過寫作建構和傳播個性文化，正是地域性寫作的意義，也是文學流派存在的價值，即通過一個群體的局部創作豐富文學的整體版圖。

　　樹起招軍旗，自然要秣馬厲兵。怎么判斷一個流派是否成立，最終還要看其文學主張和美學成就，否則，充其量只是地理層面的一個文學部落。因此，祝愿里下河文學流派最終能夠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