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戰詩選的遺憾說開去(劉仲巖)

　　選編一本涵蓋某段歷史時期或冠以某個主題和主旨的作品匯編時，這本書能否被讀者所認可，選編者本人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他應該是尊重和敬畏當時歷史和文學史史實的最大限度公允的評判者，應該懷著一顆惴惴之心去做大量的研究、分析和篩選工作。他需要有一雙獨具的慧眼和一顆縝密的公心，不應囿于個人、小團體小圈子和某個流派的局限，而應當公平地放眼于他所涉及的整個領域。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有關這場中華民族以血肉之軀誓死御敵的偉大戰爭的書籍，紛紛出版問世。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理論研究、成人讀本、少兒讀物……文學工作者用自己手中的筆，從新的高度和視角，借不同的文學載體，以更加真實客觀的立場來回憶和再現它，以此警醒世人，教育大眾。在近期出版的眾多有關抗戰的出版物中，有不少已經逝去的文學家的子女為自己的父輩選編出版了抗戰作品集。如，臧克家先生的《高唱戰歌赴疆場——臧克家抗戰詩文選》 、艾青先生的《我愛這土地：艾青抗戰詩集》 、姚雪垠先生的《姚雪垠抗戰作品選》等等，受到讀者的關注和歡迎。同時，一些出版社也及時出版了一些文學界人士選編的抗戰作品匯編，比如筆者因看到一張報紙上的短消息而網購的一本抗戰詩選。

　　從抗戰時期眾多詩人的詩歌作品中篩選匯集優秀者，確是一份費神費力的大工程。這本詩選中近百位詩人的多數作品，都與當時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直接關聯。詩人們以不同的風格描寫身處抗戰中的所做、所見、所思、所感，使今天的讀者領悟到此書的主旨：在認識歷史的基礎上，擴寬審美邊界，與往昔對話，與戰爭、和平對話。

　　但是，讀罷此書，筆者在受益之余心中還是有幾點遺憾，不吐不快。我買此書的目的，是想閱讀宣傳消息中所說的“該書收錄了郭沫若、臧克家、艾青、何其芳、阿垅、魯藜、綠原等詩人的抗戰詩作” ，但翻開一看，并非全部如此。如，臧克家先生是從1931年就以新詩《戰神已在候著你》為開端，開始進行抗戰文學創作的大詩人。他1937年底奔赴抗戰前線，在正面戰場堅守了近五年之久，親身參加過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等著名戰役。1942年8月才由于國民黨的反共高潮被迫離開�？箲鹌陂g，克家先生創作了大量包括詩歌(含多部長詩) 、通訊報道、散文隨筆和小說等多種樣式在內的抗戰作品，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他冒死親赴臺兒莊大戰戰場所寫的戰地通訊報道集《津浦北線血戰記》 ， 1938年5月由生活書店出版后即再版，并收入2012年三聯書店80周年店慶所出的《三聯經典文庫》中�？思蚁壬鷮懹�1939年4月15日的《十六歲的游擊隊員》被選入當時的中學國文教材。他組成第五戰區戰時文化工作團和文藝人從軍部隊(亦稱“筆部隊” ) ，長途跋涉深入前方和敵后所寫的通訊報道，真實地反映了抗戰實況。僅就詩歌而談，克家先生抗戰時期所寫的《中原的胳膀》 、 《從軍行——送珙弟入游擊隊》 、 《偉大的交響》 、 《兵車向前方開》 、 《古樹的花朵》 (長詩)等等，都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激勵民眾的作用，許多人在數十年后的和平時期還記得它們的旋律。朱自清先生曾在1941年9月2日寫給詩人牧野的信中，這樣評價克家先生描寫抗戰實景的報告長詩《淮上吟》 ：“臧克家先生的《淮上吟》很不錯，比喻特別新鮮有意味。 ”克家先生1949年秋為老舍先生的四幕話劇《張自忠》所寫的幕前詩《詩頌張自忠》 ，當年與話劇同時上演后，報紙上都登有演出時劇與詩合璧的情況和消息。就連茅盾先生都在1944年4月將他非常喜愛的克家先生的抗戰詩《柳蔭下》開頭的十數行寫成條幅，贈送給作者本人。近些年尤其是在今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不少報刊、書籍和展覽上，我們更是多次看到了克家先生的抗戰歷程和他的抗戰文學創作。人們不會忘記這些曾為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奉獻出全部力量和優秀作品的前輩�？箲鹞膶W研究專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張中良先生在寫于2011年的長篇論文《臧克家與正面戰場》中曾指出：“全面抗戰爆發之后，作家走向戰地者為數不少，但能像臧克家這樣在戰區工作長達五年之久，與前線官兵結下深厚的友誼，并且創作了如此大量而全面的有關正面戰場作品的作家，實不多見。 ”“他不僅是把握農村與農民脈搏的鄉土詩人，也是唱出抗日將士心聲的前線詩人，不僅善于咀嚼生活的苦味，而且長于吹奏時代的號角，他不單屬于他所鐘愛的鄉土，也屬于他甘于獻身的國家。 ”筆者認為，這是用客觀真實和與時俱進的眼光對于臧克家先生抗戰歷程和抗戰作品的中肯評價。

　　然而，遺憾的是，這本抗戰詩選所選的，并不是能夠反映臧克家先生抗戰詩歌創作的代表作，而是他的兩首描寫舊中國農村的詩《三代》與《鞭子》 。雖然它們的寫作年代是1942年，屬于抗戰時期， 《三代》一詩也是被人們稱為農民詩人和人民詩人的克家先生的經典之作。但是，抗戰時期寫的文學作品并不一定是抗戰作品，同理，抗戰時期寫的詩并不一定全是抗戰詩。而且，在兩首詩作前面短短7行的對于作者的介紹中，選編者假另一位大詩人之口轉述了聞一多先生和茅盾先生幾句評介，(為什么不直接引用兩位大師的話而要用轉述來表達呢？ )而對于克家先生在整個抗戰期間的人生歷程和大量的抗戰詩作只字未提。這與此書的題目、主旨和那段宣傳消息中所寫的“該書收入了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等詩人的抗戰詩作”是不符的。這兩種做法令讀者不解和困惑，進而感到這是不應有的偏頗和失當。

　　由此說開去，我們(筆者和身邊的一些讀者)和此書的選編者在“什么是抗戰詩歌”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如上所述，我認為只有體現了抗戰精神和具有實在的與抗戰直接關聯的詩歌，時間最好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的范圍內，這樣的詩歌創作才是名副其實的抗戰詩作。而在抗戰期間所寫的與之沒有關系的詩作，或是不在這個時間范圍內的，都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抗戰詩。譬如，這本詩選選入了一位名人寫于1948年的、“描寫和平生活的民俗風情”的詩，選入了一位作家回避抗戰現實的詩……筆者不敢茍同這樣的詩作是抗戰詩。因此，讀者對于此書的選編標準應該是有不同看法的。此外，讀罷全書對于所選詩作者的介紹，我們隱約地有一種親疏立見之感。以上幾點不能不說是讀后的遺憾吧。

　　既然談到選編類書籍的問題，筆者就此說點個人粗淺的看法。選編一本涵蓋某段歷史時期或冠以某個主題和主旨的作品匯編時，這本書能否被讀者所認可，選編者本人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他應該是尊重和敬畏當時歷史和文學史史實的最大限度公允的評判者。由于歲月的流逝，親歷某個歷史時期和文學發展史的人們早已不在或逐漸遠去(如抗日戰爭) ，因此，當代的選編者就更應該懷著一顆惴惴之心去做大量的研究、分析和篩選工作。他需要有一雙獨具的慧眼和一顆縝密的公心。他不應囿于個人、小團體小圈子和某個流派的局限，而應當公平地放眼于他所涉及的整個領域。無須諱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和審美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愛。但，有偏愛不應有偏見、盡量客觀公允、尊重歷史的真實，才是選編出一本好書的前提，才能減少遺憾而令廣大讀者信服。最后想說的一句是，不少詩人都出版有自己的詩集，大都一目了然地選有抗戰時期的佳作，大可不必費力地如此書和宣傳中所講的“大多選自舊時的報刊、剪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