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與外國版權機構或一些代理人接觸的過程中,我已經碰到過N次這樣的情況,一種類似“主題訂制”般的溝通訴求。有一位來自德國的版權代 理這樣詢問,你有沒有關于“當下的”、“城市背景”的小說。有一家意大利的出版人則如此約稿:我們需要“非虛構的、真實發生的”故事,并且“故事性強一 些”就更好了,還有的需要“關于年輕人的”、“信息含量大一些的”……對此,他們有進一步的解釋,一是因為早些年所輸出的中國小說,要么是古典的紅樓與水 滸,要么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鄉土小說,以及稍后的家族小說、歷史題材小說,他們認為,當下的外國讀者不再感興趣了,他們對傳統鄉村敘事的認同感較低,他們 更想看“現代的”“正在發生”的事情。第二,在他們看來,文學是了解一個國家的重要方式,中國現在并不那么鄉村了,到處都是大城市,他們希望看到描寫這一 部分中國與中國人的小說。第三,你們這一代,怎么會還要寫“老派的中國式”小說?你們不是都生活在大城市嗎?這不是你們最熟悉的部分嗎?
老實講,我并不喜歡、也不大贊同他們的這種眼光和分析,城里或鄉下、古老或現代,虛構或非虛構,壓根兒不是衡量文學的標準,以此來判斷是否翻譯或引進某部作品,失之簡單粗暴,甚至違背了文學之本意。
但某種程度上,似乎也要理解和接納這一莫名其妙的局面。在目前的國際版權交流中,中國顯然還處于賣方位置,對大部分歐美買手來說,他們的眼光有 點新聞傳播式的,吸引到第一注意力、第一道目光的肯定是“題材論”“主題論”,他們很奮力地試圖追問、剝落出一篇小說的核心:這是個什么樣的故事?最大特 點是什么?講貧困的還是講權力的?曲折的悲劇嗎?神秘的民間力量?等等。西方對東方的文學尋求,像主人接待一個遠道而來、不大熟悉的遠客,投向客人的眼光 是粗線條的掃描,是又快又省的急進主義,尚沒有進入促膝而談、細嚼慢咽的階段。而對于更深層次的、更高一級的文本分析、審美創新以及文學價值等方面的判斷 也許還要等待好長一段時間。主人最終會注意到,這位滿面滄桑的客人的內心里,有甜美有慈悲,有東方特有的山水與丘壑,從而真正達到接洽自在、互通有無、處 處文章的知己式的交會——這顯然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就我個人的理解,我認為這里面并不存在傲慢的空間,但偏見或許是存在的,考察這些偏見的起源是有意思的——漢學家們的眼光與口味?出版社的膽 識?對外國讀者的預設?地域或民族差異而形成的岔道?是出于美好的迫切交流之愿望?是經濟形態、地緣政治等莫名其妙的時勢所造?或者是商業市場與強勢文化 的壓迫——諸位可以更多地加以分析,這或許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疇。
我接下來要談的是順著這個產生的,即國外出版人提到訂購理由時的第三點,對“我們這一代寫作者”的那個預設,因為不僅是他們,包括國內的讀者和 刊物、批評界,包括我們自己,似乎也多多少少有這種期待。因此,接下來我要講第二個話題,即:關于我們這一代的寫作,我們真的擺脫了流傳久遠、濃蔭覆頂的 鄉土小說,進入了所謂的都市書寫嗎?
我首先想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一代的成長,比如我,前面有13年是不折不扣在鄉下滾泥巴長大,隨后以考學校的方式進入省城,在南京寄居至今。同齡 作家里有相當一部分與我類似,早期有著結結實實的鄉村經驗,但隨后,或早或晚,一般在20歲以前即完成了對城市生活的主動介入與相互占有。阿乙、田耳、張 楚、喬葉、徐則臣、盛可以、曹寇等,大致如此。如果從機械的統計學的意義上看,我們的都市經驗已經大大超出鄉村部分,當然這種經驗會與童年、閱讀、教育、 交游等進行復雜的物理與化學交合作用,最終融入我們的血液、體質、膽汁與DNA。
但從表面上看,除了一小塊阿喀琉斯之踵似乎還帶著80年代鄉村最后一片殘留,帶著泥巴式的胎記,帶著隱秘的土氣與容易憤然不平的性格之外,我們 其余的部分,從缺乏運動的細長下肢開始,從學生腔的普通話開始,從對各種現代性審美的巨大胃口開始,從對所謂國際性視野的訴求開始,我們這一代已經自覺自 愿地、急進而精準地城市化了。這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也不是壞消息。這就是一則消息、一則無法選擇的消息。人與其所在的環境大抵是同步的,地圖上我們出生的 那個小縣城或小村莊也一樣,要么已經快快活活粗枝大葉地城市化了,要么正在蹶著屁股吭哧吭哧通往城市化的路上,要么流著口水沉浸在城市化的幻夢中。我們與 我們的故土,殊途同歸。
帶著阿喀琉斯之踵的我們,哪怕骨子里還是個鄉下孩子,只要一想起鄉村就會莫名疼痛,哪怕私底下罵起人來還是用方言更帶勁,發起燒來最想吃的還是 幾根鄉下腌脆瓜,但無論如何,城市金屬色的巨大身影已經開始投射到我們的小說中來了,成為背景、成為主角、成為對話與氣味,成為矛盾與欲望,成為被毀滅或 被建造的價值觀……這些似乎也都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于是乎,城市文學像一盆越燒越旺的火一樣,更多的柴火丟進去,更大的影子晃動起來。大家開始雀 躍:城市文學來了!收獲了!熱了!熟了!
但當真說到城市或都市寫作,我總還是有一些疑惑。
城市有它的意志與特點,比如,發達的商業叢林邏輯,其燦爛的金錢鬼魅,其零溫度的社交本質,其對速度、效率與技術主義的高度崇拜,包括其投機性 的道德修正體系等等,城市是既壓迫人性又提純人性的完美場域,并散發出一種刺目的淬火取金般的美,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德行、對古典、對世故、對人倫的反叛和 修正。
但我們這一代,在進入城市文學時,我們似乎會不自覺地帶著強大的鄉村傳統滋養,像一塊屋檐一下罩著我們,我們總會有著撫今追昔的田園風度,帶著 道德化的慣性,帶著身處倫理高地的優越感,像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性批判家一般地去尋求扭曲、壓抑與殘缺……我們總有著故土難離的、深入骨髓的同位感,看破 敗與愚昧,看遲緩與落后,總覺得那是一種舊照片色調,一種傷心、殘敗但很“經典”的美。而當我們把視線投向城市,則總是有黑面紗兜頭蓋下來一樣,哪怕承認 城市的強度、先進與高級,哪怕已與其相互占有與擁抱,但先天性的就會帶有一種類似對“第二性”的審判、緊張與用力過猛。城市是惡,鄉村是美。觸目所見,都 是惡對美的侵犯與戕害,新對舊的凌遲與覆蓋,是鋼筋水泥對泥土花草的羞辱與摧殘。
我覺得我們很像是電影《后窗》中的那位攝影記者,從一扇位于城郊結合部的、城鄉接壤的黑洞洞的后窗,去張望整個城市生活,以局部窺視所得到的局 部邏輯去建立起罪惡、戲劇、批判……這里的一個小小漏洞就在于,自感洞若觀火、明察世情的我們,與這個巨大的城市,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貼合與代入?我們是否 真的參與、覺悟和勘破到城市及其精神的核心?我們所呈現和構建的城市書寫,是否存在著鄉土背景下的道德傲慢與審美偏見?是否也帶有特定的“區別心”、“方 位感”,以及由此而來的“局限性”?
看當代西方小說,比如《自由》《糾正》(喬納森·弗蘭岑)、《惡棍來訪》(珍妮弗·伊根)、《紐約三部曲》《布魯克林荒唐事》(保羅·奧斯 特)、《心醉神迷》(村上龍)、《一個人的好天氣》(青山七惠)、《裂舌》(金原瞳)等,我會注意到,他們對于城市生活那種近乎親情與歸宿感的溫柔流露, 包括對人際冷漠、鐵血規則、萬物速朽的高度認同,并自然而然帶著一種童貞般的憐愛與深情——這非常類似于我們對于鄉村傳統的那種感情。他們打一生下來就扔 在城市之河里,他們所有的記憶、交際、消遣、規則都源自城市的堅硬內核。城市就是他們的故土。也許,到了“90后”、“00后”的作家,他們也會如此這般 吧。但,我們這一代是不可能的。
可是話說回來,這也正是我今天最想說的部分——這種胎記式的阿喀琉斯之踵、這種混雜著傲慢與偏見的局限性,可能正是我們這一代人轉向城市寫作的最大辨識度所在,也是我們這一代寫作者的特征與貢獻,我們將最為忠實地體現出這一代際與整個社會的情境與進程。
我們不會像西方小說那樣,寫出老派都會的自信、頹唐與暮氣,我們筆下的新興城市小說,充滿動蕩與搖晃的活力,充滿是非糾纏的矛盾與決裂,我們的 視線帶著飄移者特有的不成熟,我們擅于以點及面、以局部推測整體,以窺視去滋養想象,我們有點氣喘吁吁地,利用并不算太長的都市經驗,帶著先天的鄉村基 因,以祖傳審美加后天見識糅雜而成的復雜視角,投向同樣復雜、同樣糅雜的城市生活,去試圖書寫這么一個正處于發育期且發育不均、發育過快乃至伴有諸多并發 癥的都市,這個都市,它被豪華地堆砌、被粗暴地誤會、聲名狼藉、被追求同時被丑化、認為它是一切罪惡的溫床,可同時也是它,在以巨大的勇氣和力量拖曳著這 個東方國度全力向前,甚至也包括我們總是難以忘懷、并總認為是在被城市毀壞的鄉村文明。
從這個角度而言,我現在有點信服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海外版權代理們的那種“訂購式”的邀約了。外界的偏見式期待,自身的偏見式局限,清濁合流,正 負交雜,最終將成就我們這一代的最大辨識度所在,它將區別于西方中產寫作的那種圓熟、老爛、高冷,我們會以烙鐵般的熱忱,形成一種復雜、分裂、自我矛盾的 新鮮經驗,這是只有在當下中國、只有在這一代城鄉背景混雜者的寫作者身上,才會生產的。我們會以一個潛入者、后來者的姿態,深入到這個時代的腹部,深入到 它的鐵與銹,貢獻出中國文學進程中的一塊巨大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