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天下　解讀地書——讀《石興邦考古論文集》(王仁湘)

　　一代考古大家石興邦先生九十大壽后出版了自己的考古論文集。這部文集不僅因部頭厚重而顯分量，更因其科學分量而顯厚重。這是石興邦一生考古探索的總結，文集收錄的論文側重中國史前考古的研究，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勤勉奉獻的考古學家的心路歷程，回味中國史前考古經歷的百年往事。

　　石興邦在考古界德高望重。上世紀50年代發現的陜西西安半坡遺址，其發掘提領者正是當時剛剛三十歲的石興邦。半坡的歷練，半坡考古范式的創立，讓石興邦很快成長為中國一流的田野考古學者，也使他開始了行走天下、解讀地書足足六十年的旅程。半坡考古范式，一直引領著中國田野考古的行進方向。

　　半坡遺址的發掘是中國新石器考古首次發現這么豐富的資料，也是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揭露一處考古遺址。石興邦由半坡作為切入點，在《西安半坡》中就仰韶文化的類型、年代和淵源進行了深入探討，同時討論了氏族公社制度、原始宗教信仰、粟作農業起源、彩陶發展演變諸多重要課題。半坡的發掘使仰韶文化的類型研究成為可能，確立了半坡類型主要內涵屬仰韶文化早期，是區分不同時空范圍的仰韶文化的開始。1959年石興邦在《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將仰韶文化按地區與時代不同反映出來的差異劃分為兩個類型，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因之確立。研究者通過這個途徑認識了仰韶文化在不同區域間的異同，區分出典型仰韶文化和受仰韶強烈影響的文化類型。這個方法還影響到后來包括龍山文化在內的其他許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沒有地區類型劃分，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完整的體系和清晰的脈絡。

　　半坡遺址的發掘意義深遠， 它為中國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模式，也是中國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個開端。這個模式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檢驗，當現在已經擁有數十部史前考古發掘報告時，才發覺它是我們依然沒有超越的模式。半坡是出現在學者們論著中頻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遺址名稱。因為半坡遺址博物館的建立，半坡也深入到公眾的知識結構中，許多國人是通過半坡開始認識史前中國的。

　　20世紀70年代末，通過對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數次考察，石興邦開始構建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的輪廓。1980年他在華東地區考察時以“關于中國新石器文化的體系問題”為題作了專場學術報告，從生態文化學的角度，將中國新石器文化分為三個大板塊，每一板塊又分成若干文化傳統。石興邦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形成了三個系統：一個是以稻作農業為主的青蓮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統諸部族；二是黃土高原的墾殖者、以粟作農業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統諸部族；另一個是以狩獵畜牧或游牧為主的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諸部族。這三個系統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廟底溝氏族部落文化，它是華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體，在與周圍諸部落文化長期接觸的過程中，不斷地發展成長，上承半坡、大汶口和青蓮崗文化之余緒，下啟龍山文化氏族公社之基，最后發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

　　石興邦對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他強調由自然環境史和大經濟史的研究出發，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和文化史，重視神話傳說提供的線索，重構信仰傳統，進一步探索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這樣的史前史研究思路與實踐，為后人提示了完整的方法論，是他在學術上非常重要的貢獻。

　　我們可以由石興邦研究新石器文化體系的實踐，看到他的學術思想不斷完善的過程。1980年首先問世的《關于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的問題》一文，開始由環境與經濟模式觀察史前，劃分出舊石器時代山林采集經濟、中石器時代山麓過渡經濟和新石器時代河谷農畜經濟，這三個環境與經濟模式的確立，構建起最基本的認識框架。由此石興邦還特別提出新石器文化的產生，是在人類由山林到河谷的遷徙過程中完成的。這種遷徙改變了環境模式，改變了經濟方式，自然也改變了文化形態。當然這種改變并非是完全的，也會有以舊模式生活的群體，新舊群體之間會有互動，所以石興邦特別指出：“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最重要的特點，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行為模式的標準，是在不同民族部落和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不斷頻繁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形成的�！边@也許可以看作是認知中國歷史發展動能的一個重要基點。史前是如此，歷史時期更是如此，中國歷史應作如是觀。

　　對于史前考古研究，雖然一般考古學家都刻意回避與傳說中的上古史比對，但也不甘于自己構建的考古文化有如空中樓閣。石興邦沒有采取回避的態度，他很早就將考古文化同上古信仰與傳說聯系起來研究。他認為“傳說是遠古歷史在人們記憶中的反映，中國國家出現前的這一段史跡，考古與傳說是可以互相印證的”。正是透過史跡、文獻和考古遺存之間的聯系，讓我們可能開展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的研究，這中間考古研究是主心骨，考古學者要承擔更重的責任。1993年石興邦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邏輯概括》中，就強調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文化體系”。他提到要不斷吸收其他學科如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等學科的成果與方法，大力拓展學科的思維空間和課題視野。我們也高興地看到學界在這些方面的努力已經取得明顯成果，今后也一定會有更多超越前人的發現與研究成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