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杭育《公豬案》：“變”與“�！�(鄭翔)

　　在2015年《江南》第5期，已近20年未涉小說創作的“尋根文學”代表人物之一李杭育，推出了他的長篇小說《公豬案》。這或許不只是浙江文壇，也是中國文壇都已不敢期待的事。李杭育說：“《公豬案》積累了我20年來對人生、歷史以及小說敘事藝術的思考，將會是我迄今為止在小說創作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蹦敲�，在這部自己如此看好的小說里，李杭育到底跟我們講述了些什么？我想圍繞“變”和“�！睂ζ溥M行簡要的評述。

　　《公豬案》講的是辛縣法院的樓法官下鄉調查一起名叫旺財的公豬傷人的案件，結果這位喜愛民間掌故、趣聞軼事的法官，很快發現辛縣在清代末葉、土改時期和當下先后有過三個叫來福的豬倌養過三頭叫旺財的公豬，而這三頭公豬都攻擊了屠夫并將其咬死。這引起了樓法官的極大興趣，隨著調查的深入，小說“由人與豬的關系展開了對人、人性與種種社會關系的描述，涉及戰爭、復仇、情愛、財富和社會變遷，甚至還有由家豬與野豬的交往與對話引出的對生命原始意識的想象和思考”。

　　小說開篇說，來福和旺財都是鄉下人最平常不過的名字，辛縣有一萬個來福外加一萬個旺財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但“問題是這些個來福和旺財隔了150年還做同樣的事情落得同樣的結果，這就讓人很有想法了”。這個“想法”正是進入這部小說的關鍵。魯迅說，時間似乎與中國人在玩著“輪回”的游戲。而這“變”與“�！币舱�是《公豬案》的核心架構和主題之一。

　　這“變”與“�！弊蠲黠@的當然是體現在來福和旺財們的命運上。無論時代如何變，作為最底層的普通百姓，他們的命運始終是被支配的，就像三個時代的來福賴以為生的旺財最終都逃脫不了被殺的命運。隨著故事的展開，李杭育接著對150年來權力、國民性、人性等的“�！倍歼M行了非常深入的審視和反思。在權力方面，咸豐年間屠殺太平軍的曹監斬的兇殘、張狂與無恥，在土改時的曹主席身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地“輪回”。他們都視人命如草芥。時間流逝了，權力的胡作非為、囂張跋扈卻是依舊。而在對獲得權力、財富前后曹得標、胡連聲之流的改變的描寫里，顯然包含著李杭育對國民劣根性、人性惡的深刻審視與批判。

　　小說對人性最直接、深入的拷問體現在小說中人肉飼料的事件上。為了保證江南大營的豬肉供應，曹監斬最終決定把俘虜的尸體用來喂豬，于是作為養豬場的青芝塢，全村彌漫著一股酸嘰嘰的人肉味兒。于是有了滿兵那日達與來福的對話。那日達說：“人要是真想作惡，他能有多壞，你想得到嗎？”來福說，他倒希望知道人善的時候有多好。那日達接著說：“剛才說豬吃了很兇殘的人，豬也會變得兇殘起來。接著，人又把這樣的豬吃了，也是吃啥補啥……然后去殺更多的人，再讓更多的豬吃人肉飼料……像這樣沒完沒了。不信你等著瞧……往后中國人殺中國人，殺來殺去有得殺了！”這段讓來福聽得毛骨悚然的話，對人性之惡變以及它與之后血腥的中國歷史之間的關系的反思和批判，難道不也讓人驚心動魄嗎？

　　然而，小說的審視和思考并不只是針對權力或上層，它同時也針對下層的兵士和民眾。比如“人人都曉得這飼料是怎么回事，但誰都不去說破它，都裝作沒這回事兒似的”，比如“都在看殺人，看得出了神”的清兵和“這陣子不管哪里槍斃人他們都會追著看”的土改時期的平民百姓。這又不禁讓人想起魯迅《示眾》里的那些“看客”。時間流逝了，但看客們的愚昧、麻木仍在驚人地“輪回”。而這樣的民眾便是丑惡與血腥得以“輪回”的土壤，一旦有機會，他們也會成為曹監斬或者曹主席。

　　不過，李杭育在談及這部小說的意義時說：“其實意義的著眼點在人和動物相互依存的感情。這個小說大量筆墨在寫這個�！本褪钦f他最初的著眼點并非我上面所分析的那些，而是人和豬的關系。一方面，李杭育認為，豬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家”字的下面都是個“豕”，但卻從來沒人對豬的命運、生死有過認真的關注，所以他要寫豬，因為豬也是一種生命。另一方面，他要寫出底層百姓與動物依存中的溫暖和孤獨。

　　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看，《公豬案》同樣體現了李杭育在小說創作方面的“變”與“�！�。從小說的題材來看，李杭育雖然也有《故事里面有個兔子》這種寫城里人生活的小說，但他更多關注的還是江南鄉土中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書寫�？�、耀金老爹們身上的無助感和孤獨感，比如他的“葛川江系列”�！豆�豬案》雖然把敘事的觸角伸到了更遠的歷史縱深，但其一如既往關注和關懷的仍然是江南鄉土中普通百姓的生存。

　　在談及《公豬案》時，李杭育說：“故事是早就裝在心上，但怎樣講它們，一直想不好�！彼�說之所以20年不寫小說，是因為始終沒有找到能夠超越從前的自由愉快的表達方式。他要“突破文本制約，超越小說自身固有的諸多形式、套路的束縛”，從“文本的木偶與傀儡”變成“制約文本”。在這部小說中，李杭育通過“來�！焙汀巴�財”這兩個名字，把三個時代的三個故事交織在一起，既做到了意義與敘事框架的同構，同時，又使用“主觀性魔幻”的寫法，即“舍棄表面的、客觀的魔幻，只以人物的精神狀態來呈現魔幻”，讓敘事自由地穿梭其間，達成了敘事的超越和結構的動能，確實非常成功。而且，由于擺脫了“一個主題，一個主要事件。通過梳理，想方設法把事件和主題聯系上”這一“中國式寫作”的瓶頸，也使得這部小說的主題具有了相當大的發散性，甚至它的許多細部同樣是可以獨立承擔意義的。從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李杭育在小說藝術上的求“變”，但從他對小說藝術的認真這一角度上看，仍然是“�！�，包括他對小說敘事語言的簡潔、留白和江南韻味的追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