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啟“問題意識”——對王凱小說的一種解讀(殷實)

　　在目前正處于創作旺盛期的軍旅作家中，王凱的小說寫作出現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傾向，這一傾向可能是軍旅文學發生實質性變革的征兆，盡管還有待繼續觀察。

　　在諸如《終將遠去》《對白》這樣一些小說中，這位年輕的作家都把焦點放在了人的主體地位、自我意識、世界觀和價值觀，以及自我選擇方面；同時，也涉及到了個體對權利確認、對責任承擔的勇氣這些重要的東西。說起來，這是個已經有點老舊的問題了，也就是所謂啟蒙思想的問題。我們知道，無論浪漫主義的“人”，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意味著現代主體的誕生，意味著主體性意義上的“人”的存在。這樣的主體，既與自我實現相關，又與社會歷史相關，而作為對“意識到的歷史內容”的正確反映，則體現為與現代主體相關的意識形態，自然也包括了審美意識形態的發生發展。只是，在功利和實用特點占優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在今日市場神話烈焰的炙烤下，啟蒙與浪漫的苗頭總是容易失去生機，而往往代之于一種以消費和娛樂為實質的大眾審美。不夸張地說，當代中國小說在一夜之間退回到其興起伊始的近代面貌，也就是集街談巷議、軼聞志怪、稗官野史和驚堂木于一體的引車賣漿者水準，是非常容易的。

　　如此的話，由魯迅等先驅們所建立的現代文學高度，可能會被輕易放棄，中國當代文學基于古典精神、浪漫氣質和批判現實主義力量的那個脆弱傳統，可能會被遺忘。這種情況下，對人的價值問題、自我抉擇問題和人的社會存在問題以及責任承擔問題的重視，就顯得依然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當這種經由文學表達而實現的理想價值訴求，是出自一個軍人作家之手時，更值得尊重。

　　在中篇小說《終將遠去》中，王凱對一個小小連隊里發生的許多復雜矛盾并不避諱——放大來看，圍繞年終士官復退改選而出現的一系列困擾，其實就是某種瘟疫般無處不在的人際與社會關系的寫照。不過，王凱堅持將矛盾置于人物的內心，也就是連長、指導員這樣的當事者的個人立場當中。如此，作品呈現出更多他們倫理、道德選擇的內在困境，而不是把所謂的負面現象、消極內容留給讀者。結果我們看到的是每一個個體如何面對并處理自己的內在矛盾，如何承擔自己的那一份天職，他們內心的天平最終會偏向何方？這才是這部作品的關鍵所在，這也是文學走向對光明人格表達的必由之路。具體而言，主人公的困境在于，如何才能把那些真正對部隊有用的人才保留下來，而將那些到部隊只是為了一份穩定工資的庸碌之輩淘汰。其中就包括了軍事素質優良的士官李峰和前任連長張安定的外甥周文明。

　　小說的一個關節點在于，數年前，前任張安定病危時，曾在病床前托付即將前往自己故鄉接新兵的現任連長韋佳節捎1000塊錢給他的外甥。韋佳節在把裝錢的信封揣入衣袋時，觸碰到一張寫有旅里幾個領導交辦名單的紙，按照“慣例”，名單上這些或為親屬關系、或為戰友子弟、或其他與部隊有千絲萬縷關系的年輕人，都會受到關照被接到部隊上來。他突發奇想，向張安定提出將其外甥也接來當兵。因為他了解張安定的姐姐一家生活困窘，姐夫長期酗酒，欠了不少債，靠外甥打工維持家用。但是這個提議遭到了張安定的反對。這位在個人利益和軍隊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上頭腦清醒的基層軍官如實告訴韋佳節，自己的姐姐也多次向他提過這個事，但他外甥只上過三年小學，“文化程度太低，來了只能給部隊添麻煩，部隊是要打仗的，要的是年輕有能力的人”。韋佳節沒有聽張安定的意見——張很快就去世了，還是將其外甥周文明接到了部隊，作為對自己敬重的烈屬家庭的一種撫恤。但他同時也意識到，“我在滿足自己私人道德欲望的同時，背離了我作為軍官的職業精神�！边@個矛盾糾纏了韋佳節多年，因為事實證明，確如張安定所認為的，周文明生性懦弱，反應遲鈍，又受限于文化教育程度，不要說電腦操作和新裝備使用，就連車輛駕駛技術也掌握得極其困難，無論韋佳節如何幫襯，都是恨鐵不成鋼，在連隊里，他能夠做得最出色的事情，就是油炸饅頭片。他必然是在受惠于優厚物質生活條件卻無從作出貢獻的情況下寄生在軍中——這樣的人比比皆是。

　　從對張安定到韋佳節這樣一些人物的塑造，我們可以觀察到，王凱所在意的，并不是如何對不如意的現實進行簡單摹寫，而是要發掘乃至塑造心靈的獨特樣式，從而展示出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推而廣之也包括某種軍旅人生、軍旅色調之美。如果說小說寫作意味著一種可能性的話，那么在這一點上，《終將遠去》正是對這樣的可能性進行了饒有興味的探究。所以我們看到，雖然頂著巨大的壓力——在連長、指導員這樣的“芝麻官”堅持之下，軍事素質占優的士官李峰被排在了留隊改選名單的前列，另一個“有辦法”的關系兵則因為連隊黨支部的明確反對立場而不得不調動到另一個單位留隊改選。韋佳節甚至頂著再一次辜負張安定家人的負疚感，決定了周文明的離隊——最終由上級確定的退伍名單中，既包括了周文明也包括了李峰。但是，掩卷以后給人的感覺是，這種對有問題的、甚至是極為荒謬的現實的揭示，并沒有消弭作品對健康心靈、光明人格的凸顯。

　　這樣的文學表達的結果是，讀者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什么丑陋骯臟的社會現實，或者存在于軍營中的歪風邪氣，而是人心向善的一種驅力，是人自我凈化的“掙扎”，是生命境界提升的內在需求。讀罷作品，讀者同時也會跟隨，進入追問、檢點和判斷的“程序”。所以看《終將遠去》這樣的小說，你可能會覺得結局讓人遺憾，整個作品的氛圍都讓人惆悵，讓人惋嘆，但不會令人義憤填膺、憤世嫉俗。如果說“人是人的最高本源”的話，那么王凱小說中的張安定、韋佳節，其實就是具備了“理性人”特質的現代主體，也就是一種較為理想的“人”，趨向于自我實現的“人”。世故的看法當然會認為，這樣的“人”太天真、太幼稚，甚至不可信。但這何嘗不是一種在現實中我們可以去為之奮斗、也值得為之去實現的“人”的理想呢？同時，小說通過展示一種自我的價值取向，以及“人”在朝向其“最高本源”努力時受困于其中的社會存在，讓我們體味到的是豐富的歷史內容。具體一點說，讓我們再次意識到國民性問題、社會改造問題，以及世界觀的改造問題。作品的文學內涵因而被大大地擴展了：曾幾何時，我們的政治目標、我們的國家意識形態，甚至我們這樣一支軍隊會為之流血犧牲的那個社會價值理想，不正是為了這樣的“人”的目標嗎？

　　這篇小說中還涉及到一個主題：當前部隊選人用人中“民主測評”形式的漏洞問題。如前所述，李峰是無論如何都應該留隊的優秀士官，“加注專業一號手到五號手的技術沒有他不通的，特別是故障排除，連里的技師甚至旅裝備部的高工都未見得比他強。即使是這樣的兵，民主測評分數也一般——他以二級士官的身份代理排長，不得罪人也不現實”。結果他“順理成章”經由測評而處在了一個不利的地位，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大概由于名額限制之類原因，最終他還被上級確定列入了復員名單。我們大約都知道，在人民解放軍的歷史傳統中，是有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這樣一些重要法則的，其積極作用從來都毋庸置疑。選人用人中的“民主測評”則不過是這些傳統在今天的一種特殊形式罷了，就本意而言，這樣的法則的貫徹，與確保軍隊履行使命的終極目標相一致。然而，正如我們在作品中和現實中都會觀察到的，在一個主體意識、主人翁精神發育遠不夠成熟的社會(軍營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很難顯現出民主的真正價值。換言之，在民主基礎還相當脆弱的情況下，當施行民主權力者往往并非“理性人”而只是一些患得患失的利己主義者時，民主的結果就不可能樂觀。

　　在短篇小說《對白》中，出現了相似的主題：任人唯親還是任人唯賢。軍隊里的小幫派、小山頭，還有同鄉之類的陳舊關系結構該如何面對，又該如何去除？連隊司務長撤換，最合適的繼任者似乎是一個叫做“老馬”的人，副連長和一位排長也一致推薦這個人。問題是，“老馬”增補進來以后，連隊黨支部支委成員之間就會出現微妙的結構改變：五個支委中有三個是關系密切的老鄉——副連長和那個排長與“老馬”是同鄉。指導員馮勛明白，站在連隊長遠建設的角度考慮，副連長和那個排長的提議無疑是對的，因為“老馬”的實力擺在那里，卻也擔憂，今后支委開會做什么決定的話，會不會出現意見一邊倒，甚至自己和連長被架空的情況？《對白》的出人意料之處在于，“老馬”雖因這樣的顧慮一時未能被增補為支委委員，但在接下來的上級考核中，他并沒有在關鍵時刻賭氣撂挑子，而是以一個老兵的覺悟出色地承擔了任務，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人格問題再次成為作品珍視的首要內容。

　　王凱小說中的這類表達，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中，曾經作為“問題小說”而引起過評論。由作品中的問題意識，延伸擴展到作品之外的社會變革與發展問題，引領批判和反思，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一度是良好的�！陡呱较碌幕ōh》對當時軍隊與社會現實的深刻表達，就是極好的范例。該作品既撞擊人們質樸的情感世界，也挑動社會階層結構的微妙變化這一敏感的“政治”神經，實現了文學思想與當下社會現實的融合。但這樣的努力似乎并未受到鼓勵，同時期甚囂塵上的各種虛假英雄主義、提虛氣和裝模作樣的硬漢文學，以及后來滿地雞毛的“農家軍歌”，很快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一個更可悲的事實是，從那以后，無論一般意義上的讀者還是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已經不再關心軍隊作家或軍旅文學這回事了。

　　王凱小說中隱含的這種問題意識，實際上既關乎現代主體的重建，也關乎文學與現實關系的重建，這意味著任務是雙重的：現代個人、現代主體的重建，與中國社會的現代進程密不可分，這當是在個人層面強調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在社會層面呼喚公民立場、集體思想，完成一種進化論意義上的人文發育，建立起對知識、思想、信仰和生命價值理想的共識。具體到文學表達而言，可能就是對人性有一種更加寬容的態度，對社會抱持更加多元化的理解，但與此同時，也對“意識到的歷史內容”有深刻反映，對社會文明的具體意涵有積極的理解，對人類家園、共同體命運有強烈關懷。

　　文學中“問題意識”的重啟，或者說文學與現實關系的重建，首先涉及到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問題�，F實主義精神之要義，即在于文學的現實批判和社會批判功能，通過這種批判而建立的價值系統、意義系統，是文學最終完成其審美旨趣重要步驟之一，不管傳統文學思想，還是現代、后現代文學觀念，好像都離不開這一點。所以，現實主義精神也可以說是相對于文學的對象世界、經驗世界而言的一種理性態度和理性能力。放棄理性態度，或者理性能力匱乏，對社會現實沒有思想照耀，文學的社會功能自然會退化，文學的社會地位自然會被邊緣化，這正是我們今天面臨的狀況。不僅如此，現實主義精神的嚴重缺失，還導致犬儒主義盛行，面對隨技術和資本的擴張而被無限放大的欲望，面對消費社會的商品拜物教所制造的巨大信仰黑洞，抑或面對官僚社會的僵化、異化和腐敗，面對人的降格與墮落，文學基本上無能為力。

　　王凱的寫作啟示我們：當代文學如果想要繼續獲得尊嚴和價值，就必須正視今天的社會現實，對“意識到的歷史內容”作出深刻表達，而前提可能是重新思考文學史意義上的現代命題：啟蒙、啟智、批判的力量、現實主義精神和人道情懷，這些缺一不可。軍旅文學亦復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