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愛珍《史傳與中國文學敘事傳統》：從史傳敘事到文學敘事(張林炫)

　　“敘事學”作為一門學科，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80年代中期陸續傳入中國，并迅速形成熱潮，至今方興未艾。毫無疑問，西方敘事學家創立的敘事學主要基于西方的敘事實踐，所引用的具體材料很少越出西歐與北美的范圍。所以，它必然有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它帶給中國學者的，是理論根基的夯筑，更是研究思路的啟發。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的研究，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應時而生。傅修延認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敘事學的‘現在進行時’，主要表現為從敘事角度梳理我們自身的文學傳統”。提到中國敘事文學傳統，沒有人不想到史傳。在中國這個史官文化源遠流長、“史貴于文”觀念由來已久的國度，史傳對中國文學敘事的影響可謂深也，久也。所以，倪愛珍選擇的這個選題是非常有價值的，但同時也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因為，這是一個老話題，老話題要想寫出新意來，是不容易的。讀完這本書，可以看出，她的挑戰是有意義的，因為在閱讀中，不時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愉。

　　從史傳敘事到文學敘事的全面梳理

　　作者將史傳界定為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敘事范型”，援引米歇爾·�？碌脑挘骸白鳛椤�話語實踐的拓荒者’，其作者的獨特貢獻在于，他們不僅生產自己的作品，而且生產構成其他文本的可能性和規則�！弊鳛樽约核悸返钠瘘c。她認為史傳處于中國敘事史的拓荒階段，作為文史共處的母體，生產了文學敘事的可能性與規則，并在后世的文學敘事中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雖然后來的敘事形式和功能會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卻始終割不斷與史傳的血脈聯系。她從敘事的體裁、故事、情節、視角、時間、結構、干預、人物、敘述者、敘述聲音、審美傾向等角度對史傳進行研究，梳理出這些要素從史傳敘事到文學敘事的變遷歷程。她所研究的一些問題，雖然前人也有很多討論，但由于她是從敘事學理論的高度進行觀照和分析，所以總是能提出一些創見。比如人人熟知的“春秋筆法”，她借助羅賓·R. 沃霍爾的“不可敘述事件”理論對其敘事學內涵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春秋筆法”的本質即為敘述之外有敘述，也即“隱含的敘述”。明清小說評點中，它的內涵衍變為兩種：隱含的敘述比外顯的敘述更豐富，隱含的敘述否定外顯的敘述。

　　從文本出發，探索中國敘事理論的構建

　　敘事學經歷了從經典到后經典的發展歷程。經典階段創立的一套敘事語法非常適合于文本分析。但是正如前文所說，這個理論是根植于西方文本，所以用它來分析中國的敘事文本，肯定會出現水土不服現象，所以削足適履式的研究經常出現。倪愛珍研究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不照搬西方理論，而是從史傳文本出發，首先對這種敘事范型的特點進行全面地研究，然后再進一步梳理它對后世敘事文學(主要是古典敘事文學)的影響，最后從四個方面總結在史傳影響下形成的中國敘事傳統的特點，構建真正屬于中國本土的敘事理論，對西方敘事學也是一種豐富和完善。在其研究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后經典敘事理論兼容并蓄的開放精神，不僅進行敘事形式的研究，還研究形式背后的文化內涵，這也就是楊義在《中國敘事學》中所說的“敘事之技”和“敘事之道”的問題。比如“預敘”，西方兩位敘事學研究者熱奈特和里蒙·凱南都認為在西方傳統小說中很少見，因為它不適合制造懸念，所以不受作家歡迎。但是中國古典小說中卻特別多。倪愛珍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源頭要上溯到先秦時期以《左傳》為代表的史書中。春秋時期的預占文化特別發達，而史書撰寫的目的又是勸誡教化，這導致了其只記錄應驗的預占，形成了“預言—行動—應驗”的敘事模式，也因此而產生了“預敘”。這些預敘都發生在故事層面，預敘者為故事中的人物，而不是故事外的敘述者。它并不是一種敘事藝術，而是一種敘事內容；其目的不是審美，而是教化。后世文學中的預敘一方面繼承了史書，另一方面又受到特定時代氛圍的影響，在形式和功能上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

　　多維度比較，讓研究更深入

　　多維度比較是這本專著的一個鮮明特色，包括中西比較、古今比較和跨學科比較。中國敘事傳統的提出本就是在西方的對照下提出的，所以比較是必需的。比如中西方敘事的主要源頭，一為史詩一為史傳，一為虛構型一為紀實型。作者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對史傳這種紀實型題材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進行了詳細論述。因為要從歷時維度梳理從史傳敘事到文學敘事的歷程，所以古今比較法有利于清晰地描畫這一變遷的軌跡，而且作者的有些比較可謂獨辟蹊徑，比如將《戰國策》中的擬托文與現在的新歷史小說進行比較。此外，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的比較也頻頻出現于書中。從文史不分到文史異轍，敘事也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君子曰”，在后世史書和文學中都有廣泛應用，但形式和功能是不同的。

　　總之，作者的研究一方面立足文本，以大量的史料為基礎，絕不凌空蹈虛，另一方面又能跳出文本，進行理論地概括與提升，使中國敘事理論的構建真正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