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俊杰《夢摘彩云——劉勰傳》：“辯而不華，質而不野”(陳美蘭)

　　繆俊杰的文學體傳記《劉勰傳》，不僅塑造了一個真實、可信的古代文化名人形象，也為我們今天日漸興旺的非虛構創作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

　　不過，傳統的“質而不野”的史傳原則仍然左右著作者，若能再加重一點藝術筆觸，也許劉勰的形象會更具震撼力。

　　中華文明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出現了無數為文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名人，了解他們的經歷與創造，正是我們認識祖國文化史的重要內容�！爸袊鴼v史文化名人傳”大型叢書用文學形象化的手法，注入情感的體溫，把古代文化名人“激活”，讓他們栩栩如生地出現在現代人面前。

　　文學體傳記與一般的人物傳記不同，它可以運用一些文學藝術創作手法來處理題材，但它又不是歷史小說，不能憑空想象、隨意虛構，仍然需要嚴格的以 史實為據。所以，當得知繆俊杰承擔了《夢摘彩云——劉勰傳》的寫作任務時，我開始真為他捏一把汗，因為對劉勰的傳世之作《文心雕龍》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 成就斐然�？墒顷P于劉勰的身世、行蹤所留下的史料實在少之又少。今人看到比較完整的資料就是唐代姚思廉所撰寫的《梁書·夢摘彩云——劉勰傳》，而這篇“傳 記”也只有一千四五百字，況且中間幾乎有一半文字是介紹《文心雕龍》的，對于傳主身世、經歷的介紹，真是惜墨如金，簡之又簡。要在這極其有限的史料基礎上 處理好“史實”與“文學性”的關系，演繹成一部20余萬字的“傳記”，讓距今1000多年的劉勰重新有血有肉、基本上不違原樣地走進讀者心中，這在創作上 得動多大的心思？探尋這個問題成了我決心閱讀這部《夢摘彩云——劉勰傳》的主要動機。

　　劉勰“生于宋，著于齊，官于梁”，屬于我國古代史上的南北朝時期。眾所周知，三國兩晉南北朝是社會狀況最復雜的年代。漢室已經衰微，中央政府解 體，各地士族勢力群起割據，塞外內遷的胡人乘機興亂，造成南北分裂。不斷的社會紛擾，迫使西晉王室南遷，建都建康，是謂東晉，而東晉后傳的宋、齊、梁、陳 則為南朝。這正是構成劉勰生活時代的大背景。時代背景的復雜性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資源，傳記作者正是抓住這一歷史特點，在劉勰極為簡略的身世背后，用力在橫 向拓展其生存的歷史空間上下功夫。當然，作者不是呆板地、游離地堆積史料，而是巧妙地以劉勰這個人物的足跡為情節，橫向鋪寫一些重要的歷史情景和事件。傳 記開始以少年劉勰的足跡——隨父親“出國”到北魏古莒國尋根問祖，展開了當時社會南北分治的緣由和現狀的鋪寫。接著訪曲阜拜見孔圣，又展開了儒家思想在當 時社會重要地位的介紹，揭示了劉勰自小接受、崇信儒家學說的社會基礎。劉勰隨家人返回京口，發生了建康朝廷之亂、作為越騎校尉的父親應詔赴京，在平叛中陣 亡，少年劉勰命運發生重要轉折，作者也據此鋪寫了自宋至齊改朝換代的血雨腥風……這種橫向鋪展的敘述策略，不僅增加了傳記的文字分量，而且有意識地通過劉 勰生存空間的拓展，使人們從更廣闊的視野中了解一代文化名人劉勰出現的時代特點及其命運的跌宕。

　　劉勰父母雙亡，生活貧困無著，幸被高僧僧祐接納，以“白衣”身份寄居于定林寺，在藏經樓開始了8年抄錄經典、整理佛經的生活。這段經歷史料記載 更為單一而簡略，但它又是劉勰作為一位文化人成長、成熟的重要階段，不僅“博通經綸”，同時更明確自己的精神信仰，“是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驛站”。傳記作 者憑著對劉勰內在精神的深刻理解，著力揭示人物精神特征，以一種特殊文化氛圍的營造，來“反射”劉勰的精神追求與堅守，這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作品通過旁涉 佛教史、高僧傳、地方志等史料，突出介紹了佛教傳入中國在當時社會的興盛景象。僧祐在弘揚佛教中的重要作用及崇高的社會地位；上定林寺高僧云集，成為南朝 萬人朝拜的圣地……這一切，都被作者重筆描寫，刻意渲染。這些史料的增寫和文化氛圍的營造，對劉勰精神特征的映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他日夜勤抄佛經、書寫 碑文，長期棲身于濃重的“佛境”氛圍中，更時時受到僧祐虔誠信仰的影響，但這一切都沒有使他改變“白衣”的身份隨意“入佛”，始終沒有動搖他“緯軍國，任 棟梁”，要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入世”人生理想。讀到這里，我們會更真切地感受到劉勰堅守理想的精神力量。盡管作者沒有過多地編造人物的內心活動和曲折故 事，但通過文化氛圍的烘托，已客觀有力地呈現出正在精神上走向成熟的劉勰的人生選擇。這是刻畫劉勰形象的重要一筆，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心雕龍》的寫就，可以說是劉勰生命的最高峰，三十而立，“建德樹言”，這當然成為《夢摘彩云——劉勰傳》敘寫的重要篇章，如何處理傳主這一 重要的人生段落，對于曾撰寫過《〈文心雕龍〉美學》的繆俊杰來說，確實需要縝密思考。是想象劉勰在5年寫作過程中的有趣“逸事”，還是實實在在地介紹《文 心雕龍》的內容與成就？前者雖“虛”，卻可能取悅于喜歡故事性的讀者；后者過“實”，也容易使傳記變成學術專著的翻版。作者在這里是頗費心思的，他處理這 段內容時，在孤寂寫作的劉勰身邊有意增加了兩個人物的介入：一是定林寺的住持僧祐，二是齊國的當朝宰相、一代文壇領袖沈約。傳記不僅寫僧祐主動在定林寺為 劉勰提供衣食無憂的安靜寫作環境，而且詳細描寫僧祐在劉勰寫作《文心雕龍》過程中不時前來探望，與他探討這部著作的總體構思和《原道》《征圣》《宗經》等 重要篇章的立意和內容。這樣的探望和商討，使學術內容的敘寫充滿溫情和興味；《文心雕龍》完成后，文壇未見反響，傳記作者又通過“扮小販擋于車前”的故事 寫劉勰呈《文心雕龍》于沈約面前，受到沈約“深得文理”的贊賞，并在多次交談中探討了《神思》《風骨》等篇章的藝術觀念與寫作意旨，同時也描寫了沈約對劉 勰才華的愛惜，劉勰終于獲得“知音”的欣喜，這種情感交流也使學術內容避免了枯燥。作者正是通過劉勰與僧祐、沈約兩人的交流辯對、劉勰自身的闡述、以及作 者“解讀”等多種敘寫方式，比較“情節化”又頗具“通俗化”地介紹了《文心雕龍》，突出了劉勰在“朝廷信佛，文學奢靡，形式泛濫，浮風日熾”的社會現狀 下，敢于“抨擊時風，力挽狂瀾，弘揚儒學”的可貴精神，在解讀中對其“崇尚儒學”的理論觀點給予了必要的客觀評價。這是一種“質而不野”的史傳筆法，使這 部傳記中最難處理的部分成為最有價值的篇章。

　　劉勰“官于梁”。傳記作者遵循劉勰“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的人生軌跡，用較多篇幅忠實記敘了他自《文心雕龍》問世后的命運際遇。時 年40的劉勰因文才卓著受到梁朝宮廷的賞識，得以進入仕途，先為太末令，“政有清績”，后更受梁武帝的器重，被任命為太子蕭統的助手、臣僚，名曰“東宮通 事舍人”，最后還擢升為“步兵校尉”，負責太子的保衛并得以接近皇上。劉勰的這段經歷可謂起伏多變，從走出寺院到官衙，清政施于民；又從基層官衙走向朝 廷，盡心侍奉皇族，這些經歷無疑可以使傳記的敘寫旁涉更豐富的史料，挖掘更多的故事，事實也確實如此。傳記的后面幾章，似乎情節味更重。不過我也注意到， 傳記作者在客觀記敘劉勰進入仕途后的生活中，有意識突出了他精神上的兩個“扭結點”，一是在當時儒、道、佛的激烈理論較量中，劉勰為了與信佛佞佛的梁武帝 “觀點保持一致”，扭曲自己一貫崇尚儒學的主張，撰寫了《滅惑論》以支持佛教；一是在昭明太子蕭統失勢后失去官位，回到定林寺，最終寂寞無靠，遁入空門， 皈依了佛教。這兩個“扭結點”的把握，把劉勰形象刻畫得更有精神力度，蘊含著人物無比深刻的悲劇性因素：一個“心存大志”期盼“入世”，愿為社會“任棟 梁”的知名文化人，卻在仕途中無法真正施展才華、為社會效力，在權力支配下即使扭曲自己，最后仍被仕途所拋棄。從“入世”不成到無奈“出家”，一代杰出文 人最終在落寞中了卻余生，這是劉勰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他所處那個時代的悲劇。作者在這兩個“扭結點”的書寫中，流露出痛惜之情，也深深感染著讀者。

　　《夢摘彩云——劉勰傳》的創作，不僅為我們塑造出一個真實、可信的古代文化名人形象，也為我們今天日漸興旺的非虛構作品的創作提供了有價值的啟 示。不過，傳統的“質而不野”的史傳原則仍然左右著作者，使他這方面的筆墨還是略顯平淡。若能再加重一點藝術筆觸，將劉勰晚年遭際帶來的身心交瘁、精神痛 苦刻畫得更加充分、精細，也許劉勰的形象會更具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