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敘事，寫實的還是寓言的

　　當代文學中的鄉村題材一度非常重要，這得益于濃厚的寫實主義傳統中對總體性中國敘事的把握。比如“十七年”文學中，農村題材小說的土改和合作化運動，便與彼時城市題材中革命意識形態與個人消費主義之間的沖突、工廠題材中經濟建設兩條路線的斗爭一道，呈現為總體性的中國問題。而上世紀80年代文學中“鄉下人進城”的故事也與此類似。通過高曉聲、路遙等人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城鄉關系的嬗變，見證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矛盾沖突。甚至最近，方方和石一楓的重要作品，也在寫實的意義上把握時代痛點，而獲得廣泛的影響力。

　　然而，總體的鄉村敘事正漸行漸遠，當代文學對鄉村的隔膜也日益明顯。不得不承認，以寫實的方式在總體意義上把握中國敘事的形式正在逐漸失效。面對寫實主義的消隱，如何超越既有傳統，使鄉村獲得新的文學表達，成為當代作家正在嘗試解決的問題。比如最近幾部重要的小說都在借助鄉村敘事的外殼，脫離開寫實主義的方式，而以“寓言化”的外在策略，講述鄉村故事。借此當然可以獲得一些更微妙深邃的意蘊，但就其內在而言，所創作的又是與真正的鄉村毫無關聯的故事。

　　我們知道，寓言具有一種“言在此意在彼”的特性，它在形式上是離心的，結構呈現為一種不完整的破碎的形式。既往以表現“總體性”為旨趣的向心性的寫實已難以把握當下的現實，而寓言因其離心性、碎片性，其實更適于表現個體的現代情緒和精神衰敗。借助寓言化的方式，敘事者可以獲得將歷史或現實生活加以荒誕、變形乃至扭曲的權利，或者用想象力“虛構”生活，重構乃至消解傳統現實主義，進而獲得一種深度模式和普遍寓意。這無疑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現代主義文學的典型方式。因此某種意義上看，寓言化是比較簡單的，它相對于沉重的寫實而言，是輕巧的，又是輕佻的。

　　小說《炸裂志》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寓言小說”，其宏大的“義憤”式的批判，并不是在寫實的意義上關切鄉村。這部小說的最大特點不是細節的真實性，而是一種荒誕不經的寓言性，它試圖用一種概括式和縮減式的寓言敘事來囊括當代社會的整體形象�！墩�裂志》被人批評較多的地方在于要表現的觀念太多、理念的先入之見等，這些都影響到小說的敘事態度。它以鄉村敘事為名，其實以寓言的方式建構了一種形式大于內容的深度模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倘若沒有細節的真實作為支撐，所謂的更高精神追求、道義承擔和主題升華，是否能夠有效？

　　如果說《炸裂志》是所謂“發展主義”的寓言，那么《我的名字叫王村》更像是一則現代/后現代的身份寓言。小說表面上寫鄉村，但卻是致力于對異化結構中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小說講述了一個荒誕的遺棄弟弟又尋找弟弟的故事，這個滑稽的過程，更像是現代主義式的“尋找自我的歷程”。它呈現的鄉村敘事尚不夠豐富，讓人感到無邊的荒誕將敘事原本應有的細節草率帶過了。鄉村的故事很多時候成了虛有其表的外衣，作者的情感投注與其說是指向鄉村，關乎一位失蹤者的尊嚴和艱辛，不如說是指向自身的，悼念的是現代個人面對世界時的焦慮和無奈。

　　這里的問題主要在于一種關切點的錯位：自我還是外部世界，寓言的抑或寫實的？當然，基于寓言的原則，展開主題先行，“言在此意在彼”的寫作實驗，這本沒有問題，關鍵是此在的世界，它也需要搭建得更為綿密細致一些，而不是為了突出地強調彼岸的寓意便忽視此在的建構。畢竟，作品的氣韻是在寫實的過程中自然呈現出來的。因此，寓言的突顯和敘事的神秘化固然重要，但如何將寓言與寫實有效溝通才是當下寫作的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