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那金屬般的鳴響——抗戰詩歌簡說(楊志學)

　　我想就抗戰詩歌做些考察，應是由來已久的事情了。在我的詩歌收藏中，就有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著鮮明抗戰色彩的詩集，如方殷的《平凡的夜話》 、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 、田間的《她也要殺人》 、戴望舒的《災難的歲月》 、方冰的《柴堡》等；也有一些新中國成立后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抗戰主題詩集，如田間的《抗戰詩抄》 、魏巍編選的《晉察冀詩抄》 《抗日歌謠》等。這些詩集雖已被歲月磨洗得泛黃，但一旦觸碰到它們，便似乎聽到一種金屬般的鳴響聲。

　　抗戰詩歌是一個集時間因素和主題因素于一體的詩歌概念。在時間上，對抗戰詩歌做適當的時間上移還是可以的，也是應該主動去做的，不能把抗戰詩歌的起始定在1937年。比如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就侵占我國東北地區，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標志著東北領土的大面積淪陷，也是中國現代抗日斗爭的開始。因此，九一八事變后表現這一主題的詩便理所當然地要納入抗戰詩歌的范疇，如巴金的寫于九一八事變發生十天之后的一個深夜并于1931年11月發表的《我說這是最后一次的眼淚了》就是一首比較早的抗戰詩，它所表現的抗日內容非常明顯、具體、飽滿，其表達方式也頗具感染力。后來以小說享譽天下的巴金先生，早期能夠寫出這樣的抗戰詩，實屬難得。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有影響的抗戰詩歌已經出現了不少，如田漢的《畢業歌》 《義勇軍進行曲》 ，張寒暉的《松花江上》等。

　　另一方面，抗戰詩歌也存在著一個時間下延的問題。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乃至在新中國成立后不同歷史階段涌現的反映抗戰內容的詩歌也可以納入抗戰詩歌的范疇�？谷諔馉幍倪^程是艱苦卓絕的，但其結局又是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的，因此從抗戰勝利一直到今天，不斷有抗戰內容的詩歌出現。盡管，和平年代里產生的抗戰詩歌，與戰爭年代誕生的抗戰詩歌不可同日而語，但作為精神情緒的延續，和平年代的抗戰詩歌也有一些優秀之作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之中，如王久辛的《狂雪》 (發表于《人民文學》 1990年7月號，后收入詩集并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就是在新的時空下產生的一首控訴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內涵飽滿而深邃的大詩。

　　這樣，我們對抗戰詩歌，既做出一定時間的上移，也做出時間上的下延，便構成了廣泛意義上的抗戰詩歌。

　　在主題因素方面，抗戰詩歌的文體類型是豐富多彩、多種多樣的。從不同角度劃分，可以分出不同類型的抗戰詩歌。

　　從作者歸屬角度做出的劃分，抗戰詩歌可以粗略分為文人抗戰詩歌和民間抗日歌謠兩大類。以抗戰詩歌而聞名的詩人很多，如田間、艾青、戴望舒、陳輝、方冰、卞之琳、魏巍等。他們的詩歌風格各不相同，但與民間抗日歌謠相比，文人抗戰詩歌又表現出一定的共性，如語言比較精致、相對復雜的藝術表達、鮮明的風格特征等。而民間抗日歌謠則相對比較質樸、簡潔，并在構思、表達乃至選材方面顯出一定的趨同性、相似性。

　　從傳播方式角度做出的劃分，抗戰詩歌可分為口頭和寫本兩大類。寫本中，又分印刷、手抄、題壁等不同介質。而印刷中，又有鉛印、油印等不同工藝的區分。

　　在印刷媒介并不發達甚至非常粗糙簡陋的時代條件下，口頭傳播在抗戰詩歌的保存、擴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民間抗日歌謠大多靠的是口耳相傳，所以它們后來被書面化之后顯出了這樣的特點：差異中的雷同和雷同中的差異。

　　從媒介演進的角度看，手抄傳播在今天即便未絕跡也是非常少見了，但它在抗戰時期的詩歌傳播中卻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手抄稍進一步的是手工刻印的傳播，抗戰時期的一些刊物便是采用油印形式。

　　再說題壁詩。題壁形式在抗戰詩歌傳播中也派上了大用場。題壁傳播又有不同的情況。街頭詩算是一種。街頭的墻壁可以張貼詩歌，也可以直接書寫詩歌。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情景，或因紙張短缺，或覺得紙張受限，有時候便直接把詩寫在了大街的墻頭上。街頭詩在抗戰時期比較發達，形成了有名的街頭詩運動。題壁詩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在身陷囹圄的時候把詩題寫在墻壁之上，如戴望舒的《獄中題壁》是一首傳播非常廣泛的優秀抗戰詩篇，從題目便能看出它的題壁介質傳播的屬性和特點。

　　從是否與其他藝術門類結合角度做出的劃分，抗戰詩歌有閱讀詩和歌詞、唱詞等形式的區分。之所以提出閱讀詩的概念，就是為了區別歌詞、唱詞等形式的詩歌。以歌詞形式出現的抗戰詩歌，非常引人注目。如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 ，是一首表現民族精神的大氣磅礴的詩。還有田漢的《義勇軍進行曲》 ，后來成了我們的國歌。它們在抗戰時期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歌詞和樂曲的作用不可忽視，它們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至于從篇幅角度區分出的長詩、短詩，從有無故事情節角度區分出的敘事詩、抒情詩，以及其他角度的劃分，雖然也都客觀存在，但因其不構成抗戰詩歌文體類型的主要方面，故可略而不論。

　　今天，如果要編選一部抗戰詩歌大全，我覺得可以拓寬視野，做出以下兩方面的打通：一是打通文學與音樂、戲劇等其他藝術之間的界限劃分。以閱讀為主的抗戰詩，是抗戰詩歌的主體，數量上最為龐大。這類詩以閱讀為主，但不排除可以朗誦；它們主要作用于視覺，但也有作用于聽覺的時候。如戴望舒、艾青、田間、陳輝、魏巍等人，均為抗戰詩歌的代表性詩人，他們的抗戰詩，雖然有時候被拿來朗誦且有不錯的效果，但就其產生背景和傳播歷史看，卻是不假其他藝術形式而存在的獨立意義上的詩。而另一些詩人，如田漢、張寒暉等人寫作的歌詞，雖然可以看作詩歌的一種特殊形式，有其相對獨立性，但它們最主要、最有效的傳播形式是與音樂聯姻。

　　二是打通文人寫作與民間創作的分割，不僅僅重視專業詩人(如艾青、田間、戴望舒等人)寫作的抗戰詩，而且關注那些說不出作者姓名、流傳于民間的抗戰歌謠。盡管對以上幾種類型的抗戰詩歌的選取都不可能做到悉數網羅，而只是選取它們各自的代表性作品，但在覆蓋面上來說就是取的一種全面視角而非單一視角。

　　觀察中國新詩百年發展史，不難看出詩歌這一特殊文體的兩面性：有時處于不大引人注意的燈火闌珊處，有時在一定條件下又容易獲取萬人響應的廣場式效果�？箲鹪姼璞忝黠@體現了詩歌后一方面的特性。重讀抗戰詩歌，會觸發我們進一步多角度、深層次地思考詩歌的性質和功能問題。詩歌既有其作為文藝作品的審美屬性，也有著屬于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或大或小、或顯或隱的社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