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賓知道他的小說在哪兒(畢飛宇)

　　托賓介紹新作《諾拉·韋伯斯特》

　《諾拉·韋伯斯特》 　(愛爾蘭)科爾姆·托賓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7年我12歲的時候，我父親過世了，當時我們家里就是我，我的弟弟以及我的母親，我和弟弟當時比較年幼，我們非常仔細觀察我的母親，琢磨她的一言一行。當時在我們家里有很多沉默但是也有很多對話，但是這些對話都是為了掩蓋情感，而不是為了表達。與此同時，我從小到大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把愛爾蘭的一個小鎮，當地的風俗和生活的情況把它變成小說的素材，所以這兩個事件融合在一起，就是這本新書的緣起。

　　當時在我居住的小鎮上正在發生許多變化，比如1968年的時候，在我們當地的美容店里就開始使用染發劑，很多中年女士開始學著染發了，不久就會看到很多紅頭發、藍頭發。你到朋友家里去玩，他的母親出來突然就變了一個樣子。當時我們的母親也是這樣，早上出去的時候頭發還是灰白的，回來的時候突然變成了棕色的頭發，所以很多這樣的細節我都想編制到關于我出生的小鎮的小說當中去。我要強調很重要的一點，我在畢飛宇先生的作品中也覺察到了小說非常擅長的一點，就是刻劃描摹人物或者事物非常緩慢的變化，經過幾年以后慢慢顯現出來的變化，不像電影它可能有爆炸性的連夜之間的轉變。我這個小說的跨度是兩三年左右，所以我就想通過細節來戲劇化地展現我母親在這兩三年中的變化，我不想讓她突然跑到美國去，或者找到一個新的丈夫，再一次進入婚姻，我也不想讓她突然有贏得彩票的突然轉機。我只想在我的小說中，在小鎮的熟悉環境里面，來展現她是如何從巨大的悲痛中克服過來的，在三年的歷程中怎么樣一點一滴變成一個對她來說新的自我的。而且這個發生的背景完全在家庭內部，是在一個非常個人化，有緊密關系相編制起來的一種私人空間。而且我母親也不是一個圣人，她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多面的人物，所以這就是我這個《諾拉·韋伯斯特》小說的主旨，就是愛爾蘭小鎮上的人物怎么樣在三年的時間里面逐漸變成了一個與她原來不同的自我，而她自己也不知道這個轉變到底什么時候發生的。

　　我在小說中想探索的另外一個主題是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的關系，我在小說里面主要的事件和場景都是發生在家庭內部，但是和整個國家發生的政治風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比如說小說里面有一個場景，就是兩個兒子其中的一個在看電視，突然大叫起來說我們正在襲擊北愛爾蘭，我們知道北愛爾蘭分成兩部分，就是愛蘭和北愛爾蘭，北愛爾蘭目前還是英國的一部分。我在小說里面還是英國的一部分，比如說1968年，就是小說里面的1968年的10月份，在北愛爾蘭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游行，然后在1972年的1月份，英國軍隊又在北愛爾蘭射殺了不少無辜的群眾，所以這些事件都是在小說里面發生的，它是一個非常遙遠的事件，它對當地小鎮上的人們來說并是一個非常私密的事件，但是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他們覺得他們和北愛爾蘭都是愛爾蘭民族，為什么他們之間會有這樣的沖突，為什么會有種分裂和矛盾。所以說，像這樣的私人和公共之間的關系，是我在小說里所討論的，里面的人物也會對此有所關注。比如其中還有一個女兒，她也參加了1968年10月份發生的游行事件。但是大多數的事件還是在一個家庭內部的親密空間里面所發生的，雖然它離這個政治背景永遠是不遙遠的。所以，我想這一點，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緊密連接，恐怕也是畢飛宇先生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吧。

畢飛宇：托賓知道他的小說在哪兒

　　愛爾蘭著名作家科爾姆·托賓近日帶著他的新作《諾拉·韋伯斯特》訪問中國，這本書也為入選了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書單而大受關注。在由新閱會主辦、上海圖書館進行的托賓與畢飛宇對話“小鎮，文學的可能與顫栗”中，兩位作家深入討論彼此的作品和寫作經驗。

　　托賓的故鄉在愛爾蘭東南部沿海的小鎮恩尼斯科西，在這個人口只有一萬人的小鎮上，街坊鄰居彼此相熟，人們幾乎沒有什么秘密。從《黑水燈塔船》到《布魯克林》，再到最新小說《諾拉·韋伯斯特》，托賓一再將家鄉設定為自己小說的背景。畢飛宇同樣來自只有兩萬多人的蘇北小鎮，擁有代表作《青衣》、《平原》、《推拿》等。

　　晨報梳理了本次對話中畢飛宇對托賓作品的解析，尤其是同為創作者對小鎮寫作和刻畫女性的經驗對比，其中我們不僅可以體會到托賓作為作家的獨特存在，也可一窺畢飛宇對什么是好的小說，什么是好的寫作的洞見。

　　畢飛宇

　　從身體的梳洗開始

　　托賓先生在一開頭的時候就說起了他在1968年的時候，他的那個小鎮上面女性們開始染頭發，他說這個話的時候其實非常觸動我，我覺得一個孩子對一個地方的認識首先是從身體的梳洗開始的，你比如說對他來講一個小鎮是什么？首先是伴隨著社會的進步，新的顏色進入了小鎮的生活，對我來講也是這樣。隨著所謂科技的進步，一種全新的氣味進入到我的身體激活了我。這個話怎么講？我生活在蘇北的一個叫中堡的小鎮子，有兩萬多人。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突然聞到了一股非常強的香味，非常濃，然后我就一下追過去，一看我們鎮子里面的理發師，剛剛從大城市里面引進了一個新的理發技術，就是把鉗子放在火里面燒，然后給那些女性燙波浪。我不知道那是女性美發用的，可是頭發燙了以后那種頭發特有的那種香刺激了一個孩子的身體。那是什么？現在回過頭去想，那就是小鎮的日常生活被打亂了，那就是新的生活要素進入了我們小鎮的生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一個作家的區別是多么巨大，語言和語言的區別是多么巨大，其實每一個人面對生活，感知生活的方式是類似的。否則我們人類就無法交流，否則小說和文學就沒有意義，正是由于有一個共通的通道，生活才是可親的，文學才是可親的。

　　就比方說剛才那個頭發，因為諾拉的丈夫剛剛去世，她處在一個特別糟糕的生活語境底下，還有兩個剛剛失去父親的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她決定改換頭面，用我們現在的頭發叫焗頭，她最終選擇的是藍色，我覺得這個藍色是很考究的。作為一個寡婦她選擇紅和黃暖色調一定是不對的，她一定是選擇一個冷色調，可她的頭發就是一個冷色調，黑的，可是黑的對一個人來講不夠強烈對于一個人來講。她想挽救自己，她又不能用暖色來呈現一個寡婦的身份，所以她非常極端的選擇了一種藍色，我覺得藍色在這個小鎮里面，在這個小說當中就顯得特別好。然后在這個部分顯示了一個作家捕捉生活的能力。當這個母親回到家的時候，大兒子和小兒子兩個人面對那個完全陌生的媽媽，小兒子看見媽媽的頭發變成藍色的，他用手去摸了摸，就像一個鞋底壓在沒有頭發的腦袋上一樣摸了摸里面是什么，孩子很好奇。那個大兒子有點懂了，然后用很鬼祟的眼睛跟母親對視，當母親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然后又把眼睛讓開。等母親不注意的時候又把眼睛挪過去，母親眼睛回來以后立即又讓開。我覺得這種又陌生又家常，又親昵又有微妙的敵意的那種生活狀態，母與子之間的狀態在托賓的筆下寫的特別好。

　　我看托賓這本書是在醫院里面看的，我覺得人的心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女性。比方說丈夫死了以后有一些遺物，遺孀會處理這些遺物，比方說信件，如果這個遺孀決定嫁人，他一定會把這些信留下來，因為他知道從此以后他屬于另外一個男人了。他要讓做過自己丈夫的那個男人的筆記，內心獨白以物質的形式留在身邊。反過來如果這個女人決定不嫁人了，做一生的寡婦，他可能會更加決絕。覺得她和那個已經死去的人像一縷青煙一樣可以相互擁有，所以她很可能會采取一個極端的方式就是把那些信毀掉。所以有的時候你看，同樣是面對遺物，面對丈夫的文字，不同的寄語，不同的未來的走向，會決定這個女人采取不同的方式。這些不同的方式它其實就是日常生活里面很普通的組成部分。對于作家來講，如何去捕捉，如何去呈現，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由此判斷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內心活動，我覺得這些地方特別有意味。

　　小鎮是最難寫的

　　許多作家會去寫鄉村，許多作家會去寫小鎮，許多作家會去寫大都市。一個作家能把這三個地方都寫好固然好，但是在我看來小鎮是最難寫的。對于一個小說家來講能把小鎮寫好，標志著一個作家的成熟。小鎮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地方，也是社會關系最復雜的地方。比方說村子，上百號人，上海大都市兩千萬人，可是這兩千萬人里面到底有幾個人和你有關系呢？可別忘了一個小鎮有可能是兩萬人或者三萬人，這兩三萬人對于小鎮上的人來講，差不多都是每個人都要認識的。鎮里面社會的關系復雜程度，你不去寫，你是很難去想像的。

　　小鎮大，這個大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帶動性非常大。上海有一個女孩未婚孕，這幾乎不是一個什么大事，可能她媽媽都不一定知道，但是對于小鎮來講幾乎牽扯到生活里面的每一個人。我想強調一點是什么呢？雖然托賓先生是歐洲作家，但是我依然要強調他跟英語作家，德語作家，法語作家，西班語作家還是有區別的，這個區別我說不好，但是我可以打比方，這樣我就說的清楚一點，大家也就聽的清楚一點。我們可以把整個歐洲的文學看成一個時鐘的一個面板，上面有三根針，有時針、分針、秒針。如果說法國作家像那個秒針的話，你可以說德國作家或者英國作家像分針，愛爾蘭更像時針。你看不到他在動，你看到的僅僅是秒針在動，偶爾你會看到分針在動，你看不到時針在動。尤其你盯著它的時候，你更看不到它動，可是當你回過頭去，把一碗米飯吃完了或者說跟朋友聊完了天，你會發現那個不動的東西在頑強地動。所以你要從托賓先生的小說當中尋找那種所謂小說的節奏，有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困難，小說都寫的50頁了怎么還沒動�？墒堑饶愕�100頁的時候你會發現動了那么多了，剛剛還在故鄉怎么都到了布魯克林了，動和靜之間的關系其實特別像小鎮，他就是小鎮的人，偏遠地方的人他所寫出來小說的動態跟都市的人一定有區別的。所以，我作為一個鄉村出生的人對這個東西要敏感的多。

　　知道小說在哪兒最重要

　　托賓小說最大的一個特點是反戲劇性。這個反戲劇性其實從西方的小說來講經歷過一次，就是西方現代主義小說興起之后，其實已經經歷過一次反戲劇性。到了托賓先生這兒，他的反戲劇性是有很大的區別，區別在哪兒呢？總體來講它的小說是寫實的，他的小說跟現代主義小說沒有線性相比較，他的小說是有線性的。但是有線性的小說放棄了戲劇性，這個是需要一個作家極大的勇氣的。我其實可以猜到像托賓先生這樣的人一定有一個非常好的閱讀歷史，有非常好的，非常全面的閱讀歷史之后，它可以很安靜去做一個選擇，我究竟想寫一個什么樣的小說，這其實是需要定力的，是需要勇氣的。

　　跟《諾拉·韋伯斯特》 比較起來，他的另外一本《布魯克林》，這個特征顯得更加突出，你幾乎看不到整塊的故事情節，更看不到故事跟故事，事件跟事件，尤其是性格跟性格之間的沖突。沖突喪失了之后，它的戲劇性就沒有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小說不好看，它依然好看，這就要求著作家對人物比較細微的地方第一你必須要抓得到，第二你必須要表達得出來。有句話我經常引用，就是王安憶贊美遲子建的一句話，我覺得那個話說的特別好的，王安憶說遲子建是一個知道小說在哪兒的作家。對一個小說家來講，知道小說在哪兒太關鍵了。在一部分作家眼里面，可能小說就在于戲劇性，很可能對于一些更加敏銳的作家來講，他很可能面對戲劇性視而不見，他能看到更加細微的那些戲劇性。那些地方其實更加動人，只要你耐心讀進去，你會發現人生的那個詞，漢語里面的說法叫況味。我覺得托賓小說放棄了小說的沖突之后，展現的更加充分的是人生的況味，跟他的小說特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