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讀書困惑始(解璽璋)

　　人活到六十歲，對自己以及身外之物應該看得比較清楚了，似乎也到了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人生階段�？鬃佑醒裕�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奔热粡摹爸�天命”到“耳順”，再到“從心所欲不逾矩”， 人的自我認知和社會認知都已漸趨成熟，難道還會有什么“困惑”嗎？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不僅現在有，將來也還會有。

　　而困惑，正是我讀書的原動力。對我而言，可以說“人生讀書困惑始”。為了解惑，只有讀書。有時候一本書就是一位老師，讀書，就是聆聽老師的 傳道、授業和解惑。說到困惑，在我主要表現為一種內心沖突，這種沖突還是梁啟超引起的，雖然書已出版很久，但這種沖突在我心里并沒有結束，有時還表現得相 當激烈。從理智上，我能接受梁氏對革命的看法，畢竟上世紀90年代已經有過一次“告別革命”的討論，而且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對“革命”有所懷疑大約就 始于那時候。但在情感上還是覺得，被壓迫者最終只能通過革命獲得解放�！案鎰e革命”之后，底層民眾的政治訴求通過什么方式來體現呢？

　　因此，圍繞這個大題目，一直是我這幾年讀書的重中之重，今年則顯得更加突出。最早看到的是《姊妹革命：法國的閃電與美國的陽光》([美]蘇 珊·鄧恩著，楊小剛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1月出版)和《盧梭與美德共和國：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語言》([美]卡羅爾·布拉姆著，啟蒙編譯所譯，商務印 書館2015年1月出版)。前者用陽光和閃電比喻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所謂陽光，形容北美革命的性格，溫和而耐久；而閃電則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形象比喻，爆 發于黑暗，又迅速地歸于黑暗。這兩次革命都是世界近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演變產生過深遠影響，因此，讀《姊妹革命》一書，思緒就很難止 于對兩次革命的總結和比較，而不得不進而思考中國的革命和未來，特別是在當下這個面臨重新選擇的歷史關頭。書中關于法國革命的記述，猶如一面鏡子，提供了 重新認識革命本性的鏡像；而關于美國革命的記述，更有助于修正中國革命者對革命想像中的誤讀、誤判和誤解。與法國大革命的對比研究，進一步凸顯了美國革命 的另一表征，即把革命限定在政治領域，防止其溢出至其他領域，尤其不能讓文化和民眾意識承擔革命成功或失敗的責任。于是我們看到，“姊妹革命”的分野恰恰 就在這里：是有限革命，在人性、人的精神王國前設置屏障，還是拆除屏障，長驅直入。

　　后面一書與前面一書似乎可以視為“姊妹”書。作者自稱：“本書的目的是分析這樣一個產自文學標準的強大而復雜的具象性結構，是如何被激進地 簡化成一個民眾敘述(folksaga)，并被一部分幾乎沒有受到啟蒙文學影響的人所接受的�！彼�讓我們思考，究竟是如保守主義者伯克(Burke)和卡 萊爾(Carlyle)所說，啟蒙思想是煽動愚昧的大眾，造成巨大危害的罪魁禍首，還是如浪漫主義者朱爾·米舍萊(JulesMichelet)所說，盧 梭和百科全書派是為民眾打開歷史新篇章提供必要的思想源泉的功臣？他還注意到，有些學者在18世紀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盧梭的著作中，發現了現代極權主義 的藍圖。這些都是作者試圖解決的問題，但幾百年來，由于各種相關的論點互相纏繞在一起，他提醒讀者要“在梳理盧梭式美德的確切思路時保持耐心”，多年前讀 過朱學勤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也是一部梳理盧梭思想及身后影響的專著，我不知道卡羅爾·布拉姆的這本書與朱學勤的那本書有沒有關系，但他們所觸及的問 題和思考的角度確有相似之處。

　　不久又看到了《拷問法國大革命》([法]雅克·索雷著，王晨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3月出版)和《1776美國的誕生》([美]戴維·麥 卡洛著，劉彤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4月出版)這兩部作品，尤其是前者，它使我想起大約十年前出版的《思考法國大革命》，二者的相似之處是，都不滿于將 1789年的革命神圣化或妖魔化。二者的區別則僅僅在于，“思考”側重于闡釋，而“拷問”更側重呈現。自1800年以來，法國和歐美留下了汗牛充棟的關于 法國大革命的思考和評說，其中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南轅北轍的政治憧憬。他認為，糾結于無果的爭執是無益的，把大革命淹沒在普世的展望或意識形態的沖突 中，無助于我們對它的反思。因此，他在這本書中所作的就是將常常只有專家學者才能接觸到的知識、成果和假說，全面地呈現給大眾，期待大眾能了解這期間人們 關于大革命的認識究竟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以此來化解長期以來將法國大革命概念化的難題。所以，對我來說，讀這本書的最大收獲恰恰在于對各種相關立場有了較 為充分的了解。作者用了一種自問自答的方式，涵蓋了關于法國大革命所有我們想知道和想問的問題，并將那些激動人心事件的復雜性呈現在讀者面前。

　　最后想說說土耳其裔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時代的中國》(李冠南、董一格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在2015年 我的閱讀中，這本書非常重要。德里克是西學左翼陣營中的代表人物，其立場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據他的介紹，這本書“對于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知識話語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作了批判性的討論”。他認為，“1978年后，對革命歷史的拒斥引發了一種文化民族主義，在1990年代越發清晰起 來，從而對中國人思考文化和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許他所謂1978年的說法過于籠統，但從當下的情形來看，這種內在矛盾已經表現得相當突出。德里克 所說的這種“對前半個世紀的主導潮流的一次逆轉”，是確實存在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逆轉”表現得越發明顯。顯而易見，韋伯所謂“工具合理性” 的急劇膨脹與“價值合理性”的急劇萎縮，在當下中國已表現得相當突出。作為一種補償，多元現代性及協商普遍性的命題便應運而生，它似乎意味著，西方作為現 代化標準和經驗唯一提供者的身份已經受到質疑，而所謂亞洲四小龍、儒家文化圈，乃至近年來的孔子學院，都是這一潮流的具體反應。他認為，不能“采用一種反 革命的姿態來對待革命的失敗”。因此，他堅持對當代儒學乃至國學提出質疑。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對于資本主義也許帶有天然的仇視，但他所指出的這些問 題，也是我們不能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