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真實書寫曲折而“典型”的人生(劉緒源)

束沛德

　　在各種關于“典型”的論述中，我最喜歡的是屠格涅夫的一段話。當年錢谷融先生在討論“文學是人學”時曾特地拈出過：

　　如果被描寫的人物，在某一個時期來說，是最具體的個人，那就是典型。(見《譯文》雜志1956年1月號，第154頁)

　　這里點出了能否成為文學典型的要害，是“具體”。既是最具體的個人，又須處于某一具體的時代。概念化、貼標簽的人物都是抽象而不具體的，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其原因也在于那只是“幸�！钡膱D解而非具體真實的人生。

　　按照這樣的標準，讀束沛德先生《我的舞臺我的家———我與中國作家協會》(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版)，我竟有了一種讀傳記甚至讀小說的感覺。我覺得，在這樣一個我們熟悉的時代，束沛德的曲折的人生，其實是很“典型”的。即使本書只是他幾十年來有關文章的結集。我試著從中勾勒出“這個”人物的軌跡———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是復旦新聞系的大學生，是充滿熱情的文學青年。他給唐弢先生主持的《文匯報》副刊投稿，深得唐弢賞識。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記者，但被分配到了北京的“全國文協”(中國作協前身)。文協還在草創階段，在中宣部任職的作家嚴文井代理文協秘書長，帶著兩個年輕的秘書上任，束即其中之一。所以，他其實也是最初的作協籌辦者。他的另一身份是周揚的秘書，要替周揚起草文稿。建國初的文學青年對周揚這樣的大理論家的崇拜，那是可想而知的。他還擔任了作協黨組的記錄。那時的他，心是火熱的，工作是神圣的，日子是燦爛的。他正與分配到新疆的中學同學談戀愛，愛情也是神圣的，所以他提出要支援新疆。嚴文井不放，叫他安心工作，一邊設法調人，不久真的將那位女生調到了北京，他內心的感激無以言表。他得到了周揚的指導，起草的報告也獲得好評。正當前程似錦的時候，他犯錯誤了。那是在批胡風的前夕，他無意中將批判的步驟告訴了同宿舍的嚴望，嚴望又告訴了與胡風有關的人。當時誰也想不到后來的斗爭會如此慘烈，嚴望成了胡風分子，束也受到批判，被視為“胡風的坐探”。他只給周揚當了50天秘書，從此就抬不起頭來。幸好，后來查明與胡風沒有組織聯系，他受到了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很快又到“反右”前夕，大鳴大放期間，他一度失去的年輕人的朝氣又恢復了，單槍匹馬闖東北，跑了沈陽、哈爾濱等九個城市，訪問了六十多位作家、學者，除完成收集材料、編寫簡報的任務外，還額外地為《文藝報》寫了兩篇五六千字的長通訊，其中一篇已發，另一篇因形勢驟變未問世。(已發的那篇《迎接大鳴大放的春天》 是對老作家汪馥泉、廢名、蔣錫金的訪談，這三位都頗具影響而較少露面，所談內容扎實真切，讀來很覺震撼�？梢�，作者如當真以記者為業，將一定會有大成就；但在運動不斷的年頭，也很有可能跌大跟斗。)因年少氣盛，在單位的鳴放會上，他也沒少發言，如對恩師嚴文井就提了“不學有術”的意見(“不學”指沒時間讀書，“有術”指有能力而非指權術)，這很傷了嚴的心，到晚年還曾借機提起。但嚴文井文學水平的真正體現是在新時期，到這時人們才發現他是一個思想非常超前的批評家，在作協系統很少有哪位領導能與比肩，束也才知道嚴是如何長期勤奮讀書與思考的，這是后話。幸而，束沒有為當時的“丁陳反黨集團”說話，也沒為自己反胡風時的處分翻案，再加當時作協所劃右派已太多，他才沒戴帽子，只劃為嚴重右傾。以后他下放河北勞動，又調到河北省宣傳部文藝處，成為宣傳部領導遠千里信用的筆桿子，成了專門起草報告、社論的“文件作家”。遠千里曾是優秀詩人(有《三唱集》等面世)，孫犁“文革”后復出，寫過憶郭小川、侯金鏡、趙樹理等人的散文名篇，第一篇卻是《遠的懷念》，就是回憶老戰友遠千里的。他稱遠是一位快樂、聰明、干練的人，“他在青年時是一名電工，我想如果他一直爬在高高的電線竿上，也許還在愉快勤奮地操作吧”。但束所認識的遠千里，已是疾病纏身，少有詩味，每日為工作和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所苦的老干部�！拔母铩眮砼R，遠即被迫害至死。束也因是遠的紅人，加上胡風問題和曾是周揚的秘書，而備受沖擊。直到動亂結束，他才終于回到中國作協，后被提拔為書記處書記，主要還是從事文件起草等工作。不料一場風波卷來，他和同時提拔的幾位書記處成員都受到沖擊。這時，老領導嚴文井的話是感人肺腑的，嚴為他作了最壞的設想：“不要有任何個人得失的考慮，把曾當過作協書記呀、不滿60歲就不能工作呀等等這一些想法都徹底扔掉。根據自己的條件，訂一個計劃，讀一點書，選一兩個題目，研究一些問題，使精神有所寄托。不要急于拿出成果，一點一滴地積累。要盡可能保持心態平衡，精神愉悅，多到戶外活動活動�！边@些看似平常的話，體現了真心的體貼，方方面面都為束考慮到了，確是無微不至！再后來，風波過去，束以作協書記職位至退休，又在嚴文井的推薦下擔任了“兒委會”主任(原主任是嚴本人)，為中國兒童文學做了很多工作。他本來可以成為名記者(有《迎接大鳴大放的春天》為證)；也可成為優秀的批評家(1957年束曾在 《文藝報》 發表 《情趣從何而來———談柯巖的兒童詩》，可謂才華橫溢、充滿創見，但晚年編文集，感嘆自己說來說去總是這一篇�？v觀束的文章，要從中找出同樣水準的另一篇，當真不易)。結果，在政治風浪的顛簸中，他成了一名重要的“文件作家”。退休時，得一評語：“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帥才，是個好秘書�！彼�已干大半輩子了，聞此言，似也心滿意足。這樣的時代與個人命運的具體交織，頗具“典型”的意義與意味。至少在我，讀來內心很不平靜，引起幾多思考，幾多回味，幾多慨嘆……

　　束先生的這本集子，除了可作小說或傳記讀，還有兩點非常突出，不可不提：其一是真情實感之動人，其二是不容忽略的史料價值。

　　書中寫到很多名家，多為束的領導，他們間的情感很動人。比如菡子，那是束在學生時代就很迷的散文家，她調到作協創委會成為束頂頭上司時，他正因“胡風問題”而灰溜溜，菡子并不疏遠或歧視，卻以老大姐身份主動接近和關心，多次與他傾心長談。在處分結論下來時，見其中有“留黨察看一年”，便建議他寫報告要求減輕處分。她仔細看了他寫好的報告，又多處動筆修改，至今束還保留著有菡子秀麗筆跡的底稿。她在其中加了“在沉痛中，也感到與黨接近的輕松和愉快”等充滿散文家色彩的句子；還補了一句：“現在離揭發我錯誤的日子已將近一年零四個月，離我比較徹底地承認錯誤的時間也已有一年多�！薄�——這話對后來減輕處分極有利。按理說這是不合組織原則的，但作為“具體的個人”，半個多世紀前的這些細節委實感人。嚴文井對束的師誼是最深的，在拜訪晚年的嚴文井時，嚴在別人稱他“老束”時瞪圓了眼睛，因在嚴的心里，他永遠是“小束”。畢生灑脫的嚴又對一件小事耿耿于懷：束在一篇回憶作協的文章中寫到好多人，其中沒有嚴！束一再解釋，肯定寫了，一開頭就寫了嚴領他進作協，但嚴連連搖頭：“就是沒有！”后來束猜測，可能嚴讀到的是哪個報紙的刪節版。嚴在這種地方體現的孩子氣，正是一個智者內心情感的流露———他對束關愛之深，幾乎已視同己出。這一對人物關系，在束的回憶中，是最為小說化的。束之為文平實誠懇，文如其人，對過往人事總能認真反思，從不文過飾非，這也是此書感人的地方。1959年，河北文壇對女作家劉真有過一場很沒道理的批判，束也參與其間，他在四十多年后寫了《我也當過“炮手”》一文，表示懺悔。對于自己對丁玲、黃秋耘的批判，他也都一一寫明，深表羞慚。而對自己遭遇的種種不公，則能平靜待之，并不深究，這都體現了人的修養和胸懷。

　　本書寫了周揚、巴金、邵荃麟、張光年、嚴文井、沙汀、郭小川、李季、菡子、馮牧、葛洛、唐達成等重要人物，為當代文學史留下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對很多誤傳的史事有匡正作用。比如，坊間一直傳說周揚在復出之后沒有對丁玲說一句“對不起”，造成了文壇的長期對立；書中《留下幾幀真切的史影———一個記錄者眼中的周揚》一文，就有周揚在第三次作代會上發言的記錄，其中兩段是：

　　……我過去犯的錯誤很多，搞錯了很多人。一是丁陳反黨集團，一是丁玲右派，作協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已向中宣部寫了平反報告。我是有責任的，有錯誤的，是搞錯了。我利用這個機會在這里向丁玲、陳企霞同志道歉。并不是說丁玲的觀點不可以批評、爭論，但應當在黨內批評、爭論。陳企霞這個同志敢講話，和我頂撞過，這是他好的一面。

　　關于寫有關丁、陳的報告，可以說一下，沒有搞什么小報告，都是在中央領導下進行的。當然我們有責任，反映的情況不全面。你要批評我，我也可以說是有來頭的，都是經過主席的，但我們確實有責任，定丁陳反黨集團的報告不確實、不客觀，雖然我們沒有造謠，但看法不對，有一種“左”的思想情緒。1956年已感到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要平反，但后來來了一個反右派�，F在看來，絕大多數同志都搞錯了。除了向丁玲、陳企霞道歉外，還應當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艾青、陳涌、馮雪峰同志，根本不應該說他們是右派。還有秦兆陽、羅烽、白朗同志，在這里，向這些同志道歉。

　　可見，周揚對丁玲，可以說是作了公開的、反復的道歉，“唯獨不對丁玲道歉”的說法有誤。書中對第四次作代會前后經過等記錄，也都極具價值。作協史，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曾有張僖先生的《只言片語———中國作協前秘書長的回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提供了有關作協前期和作協上層的大量史料，堪稱彌足珍貴；但書中明顯的錯誤也不少(如將邵荃麟夫人葛琴誤記為田間的妻子)�？赡軓堎覍懽鲿r年事過高，記憶已漸模糊。而束沛德此書記憶清晰，資料翔實，更為可靠。雖可讀性不若張僖，掌握材料的范圍也有局限，但對文學研究者來說，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