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和她們，存在于隱性和顯性的世界(徐虹)

——讀劉慶邦長篇小說《黑白男女》

　　長篇小說《黑白男女》描述了某煤礦礦工大規模死亡之后四個家庭——周天杰老吳兒媳鄭寶蘭一家，衛君梅及兩個孩子一家，蔣志芳母子一家，半瘋半癡的王俊鳥一家——面對死亡事件的生的狀態。小說起筆就是生死。雖然每一篇小說的背后，可能都是深邃的痛苦，但是與生死之事相比，都是小事。在這一點上，作家劉慶邦取法乎上。

　　劉慶邦平時說話，聲調不高，音量不大，不疾不徐。卻如京劇中的板眼，句句砸在點子上。果然文如其人。其人性情風度表現到小說里，就形成了一種獨特風格：小說看似漫不經心，放任自流，實際上前后左右全是嚴密的內在邏輯，一環扣一環，無微不至。沒有一絲一毫的松懈。人越讀到后來，越感到千鈞一發。

　　與他以前的作品《斷層》 《紅煤》 《神木》著力于描述深井下命懸一線的驚險故事不同的是， 《黑白男女》不止著力于事件的開展及其驚心動魄和險象環生，而是在這些具象的形而上，以人性關懷的名義，處理那些死亡事件之后的活下來的眾生的喜怒哀怨和深層內里。在《黑白男女》里，比死更重要的是生——生命結束了，但生活還得繼續。我們不但看見了生命面臨的驚險，更看見一個生命結束之后，周邊生命面對生的惶恐和撲騰�；�-下-去，是比死，更有技術含量的、更莊重、更驚悚的一件事。

　　從社會性的角度來考量， 《黑白男女》呈現了中國煤礦工作最嚴酷的原生態。中國有五百萬至六百萬煤礦工人，每年非正常死亡多人。他們在深井下面臨著中毒、爆炸、塌方、肺塵病等多重危險。他們還面臨著心理、生理的種種問題。 《黑白男女》的原型基于1996年河南平頂山礦井下發生的一起重大瓦斯爆炸。當時八十四位礦工在事故中喪生。 《黑白男女》以介于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的筆法，探究了以該事件為核心的礦工群體生態圈——他們平常生活于我們視野的盲區和日常生活的隱性世界。 《黑白男女》中的“黑白”兩字關乎其生死、男女、黑白、顯性和隱性。

　　事實上，寫作者處理每一個故事、一段傳奇，都會自覺帶有哲學意味和對世界的觀念，都必然有一個形而上的存在來觀照。這本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意。這是寫作中自然存在的一個“暗格” 。而從故事的外梗概看來，許多根枝蔓形成一個走勢，順著某一種邏輯秩序，終結于根脈核心。這核心的內力才是真正令人觸目驚心的。它必是赤裸的，也是坦率的，藏不住任何的秘密。它是關于一個寫作者心目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樣子的，更有他對人生世態的觀念。小說所展現的點滴零碎都來自這里。對世界的理解是混亂的，由這個根脈核心抽條出的枝蔓花葉，也必定是紛繁混亂而沒有秩序的—— 《黑白男女》的故事看似形骸散漫，實則有著嚴格的內在秩序。無論劉慶邦被定義成反腐作家、煤礦作家還是鄉土作家，他的眾多煤礦系列小說，寫的都是人性，他在表達人性的溫暖。

　　劉慶邦的小說為普通人的普通命運罩上人性之光。 《紅煤》是青年農民工的心靈史； 《平原上的歌謠》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深度描寫三年大饑荒的長篇小說” 。此外，他的30多部中篇小說，如《神木》 《到城里去》 《臥底》 《啞炮》等平中見奇，引人入勝。

　　《啞炮》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兩個礦區男人同愛一個女人。在井底下作業，男人A沒有看見一枚“啞炮” ，男人B看見了卻出于內心的自私與暴虐而故意不說�！皢∨凇闭ㄋ懒四腥薃，男人B順利娶了女人，但一輩子歉疚。時隔多年，內心的陰霾始終無法散去。即將離世時，他對女人說出了真相。關鍵的時候到了——女人怎樣說？吃驚？咒罵？譴責？原諒？劉慶邦卻寫道：“女人低著頭，早知道了似的，道：‘你可真像個孩子……’ ”驚煞！一語勝千言。女人心真是高岸深谷，深不可測！震撼在情節與情節的縫隙中，滲透到讀者內心的最深層。所謂深刻與溫暖，正植于平實的語言與情節中。

　　他的被改編為電影的中篇小說《神木》 ——在傳說中，地下的煤，就被稱作“神木” 。在黑不見天日的煤窯里，發生了日光下不可想象的故事：兩個人販一直在做著一個無本生意，在火車站以找工作為由，誘惑“點子”到山區的煤窯，在井下干掉他，以騙取窯主的高額補償費。劉的筆下仿佛呈現了慢鏡頭：人下到黑暗里，前一秒還彼此稱兄道弟，后一秒立刻面目猙獰�！包c子”的腦袋被砸得“噗”的一聲，血安靜地、無聲地、鏡子一樣地流淌一地……他的筆如同京劇鼓點，緊鑼密鼓，愈敲愈急。他的筆鋒，也如同千萬根極細的銀針，直刺人的心……小說中的慢和閑與緊張和驚險，形成強大的反差。這反差形成了強大的魅力與震撼。

　　我理解，其實所謂“大眾性”不僅是一個抽象和枯燥的概念，而是文學需要關注大時代的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的驚心動魄和喜怒哀怨。生活的巨象，每走一步都地動山搖，而普通人都淹沒在巨象泛起的塵埃里——他們怎么死的、怎么生的、他們哪兒疼、怎樣為他們敷上藥……這是文學的使命。 《黑白男女》為探究中國社會煤礦工人群體生活的原生態提供了樣本。

　　此外，一般來說，一個人的文學創造力，與其跟世界的協調程度呈反比。因此詩人總是憤怒的，小說家常常不見容于世俗。劉慶邦是一個例外。他和世界十分地協調。在文學界常常有這種說法：在陜北，提路遙有人管你飯吃；到煤礦，提劉慶邦有人管你酒喝。他一直根植于最基層的百姓生活。他自己就是從人民中來的。他與礦區群體保持了非常緊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是他創作的根脈和供養。這決定了他創作有一個永不枯竭的富礦。另一方面，他把人生的智慧也融入到他的寫作中。他的智慧的表達不是快刀斬亂麻式的，不是高舉高打、詩意噴發式的，而是從容不迫、細工慢火式的。他的話語里，帶一點未經打磨的硬，啟承轉合全是真貨色，并且把思考指向故事的內里緩緩給力。要緊的事，尤其一句話一句話地慢慢說。

　　我以為到了四十歲、五十歲乃至六十歲的成熟寫作者往往會關注社會生活�；蛘哌@與文學的原點相關——很多人對于文學的啟動是出于本能，是出于對傷痛或者成長的表達的沖動。但是隨著經過了歲月的磨礪和社會生活的洗禮，對人性有著較為深刻的體察、乃至對生活有了痛感、并且痛定思痛之后，則沉淀了理性，具備了描述探究社會生活的能力。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小說家其實也是社會學家。任何的現實生活都比想象力更具有想象力。因此， 《黑白男女》不但是一個優秀的文學樣本，更是一個優秀的社會的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