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與創新中的亮點與弱點——2015年短篇小說述評(段崇軒)

　　2015年的短篇小說，與前幾年相比并沒有明顯不同。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水波不興的短篇小說領域，依然有一些微妙、幽深的變化。

　　在“非經典化”的路徑上

　　從2015年的短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短篇小說一面在艱難探索，一面在“非經典化”路徑上漸行漸遠。

　　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歷經四個時期六十多年歷史，在“十七年”和“新時期”出現了兩次高峰期，已構成了一種“經典化”文化傳統和藝術規律，有眾多出類拔萃的作品成為公認的經典。這給一代又一代讀者以深切的思想啟迪和審美陶冶，給一代又一代作家以豐富的文學資源和藝術靈感。這一“經典化”的文學傳統自然是以現實主義為主體的，同時又融匯了浪漫主義、古典主義乃至現代主義文學的精神和方法，成為一種兼容互補、有容乃大的文學潮流。至于一個作家的創作，你可以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可以取法現代派表現形式，還可以吸取二者精華形成全新的藝術方式，都是對“經典化”傳統的弘揚，都能夠創造出獨具風采的優秀作品來。但不管是哪一種主義還是流派，短篇小說作為一種特別的文體，有它的基本特征和構成元素，這是不能違背和解構的。它的構成元素有四種，分別是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主題思想、表現形式。這是短篇小說的四根支柱，砍掉任何一根，其藝術建筑都會坍塌。一篇作品，必須筑牢這四根支柱，使每一種元素都符合文體要求，充分發揮自身潛能，才有可能成為一篇優秀的、杰出的作品，才有可能進入經典文學的行列。誠然，“時運交移，質文代變”，經典文學以及它的藝術規律，并不是長久不變的老古董，它要經受歷史的檢驗和后人的闡釋。特別是創作規律和經驗，更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但創造和超越，必須立足于對經典文學的汲納和繼承的前提、基礎上。

　　2015年的短篇小說作家隊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生的作家已基本退場，作為文壇中堅的上世紀50年代作家也大幅減少，而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作家成為短篇小說的主力陣容。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相對一致的社會思想和文學理念，創作隊伍的更替意味著文學流向的改變，其影響是深廣的。譬如創作態勢，短篇小說沒有停止它的探索和變革腳步，但它不是從經典文學的基點上承傳和前行，而是另覓新途，努力向通俗化、自由化路徑靠攏，以期走進市場和讀者。譬如強化故事性，淺化思想性，放棄探索性等等。短篇小說由“大道”轉向“小道”，越來越變得小巧、清淺、柔美，失去了它的經典品格和藝術力量。

　　短篇小說每年有數千篇作品發表，其中自然不乏優秀作品，從中可見作家們在思想和藝術上的孜孜探索。在2015年的作品中就有：任樂《棉花匠》、麥家《日本佬》、李進祥《討白》、梁曉聲《地鎖》、田耳《金剛四拿》、劉慶邦《杏花雨》、周李立《力學原則》、殘雪《塵�！�、邱華棟《入迷》、付秀瑩《定風波》、徐則臣《摩洛哥王子》、馮驥才《俗世奇人新篇》等等。相較而言，這些作品更富有經典文學品質，在眾多的平庸之作中脫穎而出，因此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但這些作品只占短篇小說總數的百分之幾，因而并不能代表當下“非經典化”的創作流向。

　　“好故事”的兩面性

　　故事情節是短篇小說的基本元素之一，它往往是決定一篇作品成敗的關鍵。即便是淡化情節的現代派小說，也會有一個模糊、零散、潛在的情節構架支撐文本。有一個好的故事情節，作品才會吸引、感動讀者。但故事情節對短篇小說來說，又有正面和反面兩種效應，選取得好可以成就一篇作品，運用不當又會損害一篇作品。從2015年的短篇小說中，我們既看到了講故事創造的成功經驗，又看到了講故事造成的失敗教訓。

　　短篇小說的故事情節有什么樣的特點呢？王蒙說“機智巧妙”，這樣的故事情節往往是偶然得之，還要精雕細刻，才能有效地深化主題、突出人物。這里我們要特別推薦李進祥的《討白》，小說講述的是戰爭年代，一位革命戰士馬亞瑟用12年時間追殺逃脫者鎖拉西的故事。兩位老朋友相見，前者決心執行命令處死后者，而后者安排家事，念了討白，平靜受死。前者看到后者溫馨的家庭、真誠的懺悔，于是刀下留人，決然離去。這個故事簡潔巧妙，但內涵極為豐厚。它表現了戰爭年代，那些普通戰士對革命的忠心赤膽和堅定信念；同時凸顯了他們質樸、剛強、柔情、仁義的品質。徐則臣的《摩洛哥王子》，寫的依然是他諳熟的打工青年在京城的生存與打拼生活，“我”和另外兩個打工朋友與街頭歌手王楓相遇，組織摩洛哥樂隊自娛自樂，救助乞討女孩小花，一連串的情節寫得曲折井然、細膩深切。在逼真、嚴峻的生活中，我們感受到的是城市生活的駁雜和底層人物身上的溫情、樂觀。給人一種悲而不傷的藝術感動。此外，劉慶邦《杏花雨》寫北漂男女的愛情婚姻，鐘求是《慢時光》寫兒子奉侍臨終母親的一段經歷，都寫得故事完整，結構巧妙，人物鮮明，內涵豐盈。

　　近年來城市小說興盛，更受讀者歡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小說的故事撲朔迷離、人物的命運變幻莫測，強化了小說的內涵和魅力。邱華棟是一位代表性的城市小說作家，他筆下的城市世界和中產階層人物，更具有一種現代感和傳奇性。他的新作《入迷》，寫了一個奇麗而曲折的異國戀情故事。中國的大學英語教師牟宗思與美國的“洋京漂”凱蒂，在北京的美食餐館“入迷”相遇，他們孤男寡女、志趣相投，浪漫瀟灑、陷入愛河。但在評價美國插手中東局勢的話題上，二人觀點對立，激烈爭吵，以致分道揚鑣。但凱蒂綁架案的發生，使他們深刻理解了對方，終于患難共度，走到了一起。小說刻畫了大都市繁華似錦而又變幻多端的真實情景，揭示了現代人虛幻、脆弱、多變的婚愛狀態以及生活趣味、文化觀念對愛情婚姻的強烈波及。城市題材小說佳作甚多。哲貴《完美無瑕的生活》描寫離異的公司老板黃克拉，怎樣與女友一起，精心呵護、教育獨生女兒的故事；張慧雯《失而復得》講述一位現代女性陳蔚，對丈夫自私專橫的愛所導致的畸形的愛情婚姻生活。這些作品的故事情節都編織得井然有序，對現代人生的揭示也深入微妙。但城市小說題材更多地集中在愛情婚姻方面，領域不夠開闊，主題也不夠深刻。

　　當下的眾多短篇小說，為了取悅讀者而編織故事，導致故事情節疊床架屋、密不透風，嚴重妨礙了作家對人物的刻畫、對主題的開掘，甚至造成了小說的虛假感。在一些較好的作品中也存在著這種現象。譬如蘇眉的《白牡丹》寫兩代人的命運與愛情，情節復雜而主線模糊；譬如南翔的《甜蜜的盯梢》寫一個家庭三代人夫妻之間的微妙關系與不同目的的盯梢，線索太多而人物成了“木偶”。對故事情節過分熱衷，必然削弱小說的藝術創造。其實短篇小說的優勢不是講故事，它的文體特性決定了情節應該是單純集中、機智巧妙，經過典型化提煉的。傳統小說著力講故事，現代小說重在寫人物，熱衷于在短篇小說中講故事，其實是一種藝術的退步。

　　思想探索的弱化

　　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文學“去精英化”“去經典化”，一談主題思想，似乎就是“教條”、極“左”，導致了小說思想探索的弱化。小說需要思想，這是毋庸置疑的藝術規律，越是經典作品越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王蒙講“文學是對生活的發現”，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家“是存在的勘探者”，他們都說的是小說的思想探索。時下一些短篇小說所以顯得平庸而無人問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新穎而深刻的思想內涵。

　　2015年的短篇小說，普遍存在著思想“貧血”的現象。但也有部分作品，表現出一種可貴的思想探索，其中既有現實主義小說，也有現代派作品，而作者大抵是一些經受過經典文學熏陶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

　　現實主義創作，更突出地表現在鄉村生活的書寫中，在這類短篇小說里，我們看到了作家對社會人生的深入開掘和發現，盡管這些揭示是局部的、點滴的，但也彌足珍貴。一些作家對現實的再現、反思、審視，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和震撼。任樂《棉花匠》對鄉村社會的矛盾有新的發現。木訥窩囊的棉花匠因老婆被打，與有錢有勢的村霸吳伯成打官司。官司贏了，但卻既討不到公理，又要不回賠償，最后只好造出一個假賠償的戲法，又為全村演了三天大戲。小說真實而藝術地揭橥了社會基層尚存在著普通農民運用法律維權的艱難，鄉村社會因貧富分化而形成的階層矛盾，棉花匠的形象也刻畫得頗為成功。鄉村社會問題已成為當前中國最嚴峻、最棘手的難題，不僅有許多局部的、微觀的問題，也有許多全局的、宏觀的問題。譬如農村的發展道路問題，農民特別是年輕農民的出路問題，鄉村文化的重建問題等等。這既是社會學家需要思考的，也是小說家需要探索的。小說家不關注這些重大問題，不去深入底層發現新的問題，是必然寫不出有思想有力量的作品的。

　　在現代派小說創作中，作家對社會、人生、精神的探索，顯得更加尖銳、深邃。它避開了現實生活的表層物象和問題，直抵世界的深層和人的精神“黑洞”，把握的往往是一些有關人類生存的終結問題。經典文學的藝術規律和經驗，不僅包含現實主義文學精髓，也涵蓋現代派創作真諦。1990年代之后，中國的現代派作家幾乎集體性地改弦易轍，只有殘雪等幾位依然在孤獨前行。她在短篇小說創作上每年都有幾篇佳作，2015年的《塵�！肪哂懈�鮮明的現代派特色。作品的描寫對象簡直“匪夷所思”，是城市中的塵埃以及它的行蹤和意識活動，荒誕、象征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其思想內涵則是先鋒的、深沉的。哲學家鄧曉芒對小說作了新穎的解讀：“《塵�！肥且黄�象征意味極強的散文小說。說它是‘散文’小說，可它一點也不‘散’，其實貫穿著一種對中國人來說聞所未聞的新型人格意識�！绷钊烁吲d的是，近年來一些更年輕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作家，逆風而行，在現代派創作道路上跨出了可喜步伐。王秀梅《見識冰塊的下午》，顯然借鑒了魔幻現實主義表現方法，通過一段奇幻之旅，表現了現代生活中的人們，對純樸的鄉村世界和舊式家族人物命運的一種想象和窺視。曹軍慶《額上的暗物質》則充分運用了象征手法，揭示了具有透視社會人生眼光的人物——如小說中開天眼的于小強，他注定要遭遇孤獨、恐懼、幸運、不幸的曲折命運。

　　人物塑造的“危機”

　　近年來短篇小說最嚴重的問題或者說“危機”是什么？我以為是人物塑造。這一問題1990年代就出現了，但至今沒有得到有效克服，成為一種“頑癥”。經典文學最重要的審美特征就是對人的高度重視和精心塑造，創造一系列具有思想和藝術高度的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當下短篇小說對人物的忽視和淡化，可以說是對經典文學的致命背離。在近年的短篇小說中，不能說沒有成功的人物形象，但寥若晨星。在絕大部分短篇小說里，我們看到的人物，要么形象模糊、飄來飄去，讓讀者難以“聚焦”；要么性格簡單、缺少內涵，不能站立起來；要么是理念的化身，接近類型化人物，少有鮮活的血肉。那種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也偶然有之，但還達不到應有的高度。

　　童慶炳主編的《文學概論》中，參照福斯特劃分人物的思路，把人物歸納為：“扁平”人物、表意性人物、“圓形”人物、“性格”人物、典型人物五種類型。在2015年短篇小說中，我們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思想、性格較為簡單、模糊的“扁平”人物；但也有一些其他類型的人物，在思想藝術上作出了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圓形”人物是一種具有多重性格特征和較豐富的社會內涵的人物。田耳《金剛四拿》中的羅四拿就是一個生動的“圓形”人物。這是一位個子低、沒文化，說話虛夸、辦事沒長性的農村青年；但多年的打工生涯，使他長了見識、有了智謀、平添了號召力。在為幾位去世老人的送喪活動中，他靈活周密地組織16位半勞力抬棺，充分顯示了他的謀略和才干。在村委會選拔接班人時，被推薦為村長助理。他有鄉村青年虛夸、狡黠的負面性格，又有城市打工者善謀、擔當的正面品格，凸顯了一位農民工在進城打工中的成長與進步。這是一位不完美但卻有著新的萌芽的人物形象。

　　“性格”人物和“圓形”人物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但“性格”人物更著力表現真實生動的性情和氣質，給人以逼真親近的感受。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中的人物大都具有這種特征，古代敘事理論對這種人物極為推崇。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融古典敘事理論和西方現實主義為一體，既強調人物個性的逼真，又主張人物共性的突顯，形成一種經典化的人物塑造規律和方法，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梁曉聲的《地鎖》，以某化工廠科研人員陳亦誠與工人李新宇近半個世紀的糾葛恩怨為主線，深刻揭示了知識分子與普通工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和微妙關系，有力地塑造了兩位不同文化、不同階層的人物形象。陳亦誠有著知識分子的清高、正直、擔當的品格，但也有膽大、愛色、義氣的個性。李新宇作為底層工人既有無知、盲目、折騰的一面，又有技校畢業小知識分子虛榮、上進、爭強的一面。兩個人物的性格逼真、鮮活、復雜，二者的矛盾與關系又意味深長。馮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由一組18篇系列短篇小說構成。作家在序言中說得明白：“小說之所求，不就是創造人物嗎？小說成功與否，往往要看掩卷之后，書中的人物能不能跑出來，立在書上�！薄耙话阌刑厣�的地域文化只是一種表象，只有進入一個地方人的集體性格的文化才是不可逆的。它是真正的一種精靈�！边@組系列小說，不僅活靈活現地描繪了清末民初天津的社會變遷、民情風俗、市井百態，同時入木三分地雕刻了眾多的奇人異士，如神醫王十二、“狗不理”包子鋪小老板狗子、漁夫鄭老漢、飛賊燕子李三、做楊柳青年畫的白小寶、有喝酒特異功能的縣長甄一口等等。地域文化與民間人物渾然一體、相映成趣。梁曉聲與馮驥才都是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作家，崛起于新時期文學，有著扎實的經典文學功底和塑造人物的經驗，他們的創作是值得青年作家學習和借鑒的。

　　表意型人物不注重個人性格而著力一種普遍性的情感、精神乃至理念，我們也可以稱為意象型人物。近年來短篇小說中有很多這類人物，有的刻畫很精彩，接近了抽象、象征高度。譬如周李立的《力學原則》，時空濃縮在一個年輕公務員推著二手嬰兒車回家的路上，表現出一個淡泊、誠實的物理學研究生，面對社會、家庭、人生的那種深切的隔膜、虛幻、無力的精神狀態。這種心理和精神狀態，在當下的青年中是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譬如陳世旭的《花·時間》，刻畫了白領女性李小珺，在代表著情欲和象征著權力的兩個男人之間，陷入一種糾結和矛盾之中，但最終擺脫了誘惑，像那位自尊、從容地吹黑管的街頭藝人一樣，去尋找自己的自由和真愛去了。這種困惑、探尋的精神狀態，同樣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作家要把握人物的一種情感精神特征，其實并不是那樣容易。他要熟悉人物真實的內心世界，需要對這一世界進行提煉和集中。譬如周潔茹的《離婚》寫一群新潮女性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就有對焦不準的感覺；譬如甫躍輝《亂雪》寫農民父親對城市兒子由愛到恨的復雜感情，就有過激、失真的缺憾。

　　形式創新空間無限

　　有作家說：中外古今的藝術形式和手法都玩過了，創新已經無路可走。其實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的敘事藝術宏大精微，有著無限的拓展空間。1990年代之后，西方的小說敘事學理論和方法源源不斷地引進中國，它在小說的敘事時間、人稱視角、形式結構、敘事語言等方面，打開了許多新的“窗口”，我們的探索還遠遠沒有到位。西方的敘事學又激活了中國本土的敘事學，中國傳統敘事學在說書人身份、結構形態、意象創造、語言運用等方面，有著豐富的規律和經驗，我們也沒有深入進去。

　　從小說結構模式的運用上，就能看到小說創新和發展的態勢。在2015年的短篇小說中，運用最多的是情節模式，顯得頗為純熟、精到。付秀瑩已是一位成熟而富有潛力的青年作家，她的小說以故事情節為主體，但在敘事語言上“以退為進”，回到了古典小說《紅樓夢》的路子上，細膩、綿密、沉穩，且是純正的白描語言。如新作《定風波》《倒是梨花不是》《找小瑞》等，講述鄉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農民，在從容不迫的敘述中，展開了故事，突出了人物。還有，楊遙《鐵砧子》描寫小鎮修車人的生存和競爭，夏榆《正月十五雪打燈》追述國營煤礦驅趕殘疾人的悲慘故事，都情節完整，內涵豐富。人物模式小說近年來不斷減少，即便立意在寫人，也往往被瑣碎的情節淹沒。只有那些真正熟悉人物，且有塑造人物功底的作家，才能寫出結實豐滿的人物來。如前所述的梁曉聲、馮驥才、邱華棟筆下的人物形象。此外，張生《雙夢記》中的抗戰老兵康力耕，周李立《往返》里的年輕畫家喬遠，性格雖然不夠鮮明，但他們的精神情感富有代表性，是有力度的意象型人物。而那種代表“最高美學追求和理想范型”的典型人物還沒有看到。意境模式小說是一種富有詩意、情景交融的藝術類型，現在漸漸消失了。馬金蓮的《一抹晚霞》讓我們驚喜，作者在古樸、寧靜的鄉土風俗畫中，描摹了兩位回族老奶奶、老爺爺平凡而圣潔的形象，讓沉醉在現代生活中的人們驚訝、感動、醒悟。我們多么期待有更多這樣的意境小說。心理模式小說雖然不多，但偶然可見。王蒙的《仉仉》重拾意識流手法，寫一位耄耋老人對一生的回顧、反思，蘊涵著中國歷史中的慘痛教訓。短小精悍，激情充沛。胡性能的《孤證》同樣運用了意識流手法，展示的是一位獄警對一樁陳舊案件真相的遙想和追尋。形式巧妙，意蘊深刻。小說模式是多種多樣的，只有各種模式的“百花齊放”，才有短篇小說的燦爛春天。

　　從小說對傳統文學的繼承和發展上，可以看到當下創作的態勢以及未來的發展走向。文學的發展主要有兩塊基石可選擇，“采用外國的良規”和“擇取中國的遺產”。在向西方現代派和后現代派文學的借鑒上，我們已經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但現在卻有減速和幾近停滯的傾向。在2015年的短篇小說中，我們看到殘雪、曹軍慶、王秀梅、蔡駿等的可貴實踐，但遠遠沒有形成一種勢頭。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深入、廣泛地借鑒現代、后現代派文學，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在向中國古典小說創作傳統的擇取上，已有聶鑫森、孫方友、談歌、劉慶邦等闖出了一條通衢，發表了大量佳作。但跟進的作家還不多，對古典小說還缺乏熟悉和研究。其實古典小說中的話本、傳奇、筆記等形式和手法，是一塊豐厚的土壤，等待著更多的作家去開掘、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