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精神的多重建構(陳飛)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學與華夏民族精神建構》(劉揚忠、蔣寅主編)，是一部“體大思精”的學術力作。全書由7卷(本)專著組成，共約250萬字，分別為：《鏡與燈：古典文學與華夏民族精神》《西周禮樂文明的精神建構》《靈光澈照：魏晉南北朝文學中關于生死、自然、社會的思考與敘述》《唐代文學精神》《儒風漢韻流海內：兩宋遼金西夏時期的“中國”意識與民族觀念》《文學與認同：蒙元西游、北游文學與蒙元王朝認同建構研究》和《通俗小說與大眾文化精神》。著者皆為長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專業學人，各卷既是獨立性很強的專題研究，又相互聯系。

　　“華夏民族精神建構”是該書的主題和宗旨，這是它與其他研究特別是單純的文學研究的最大不同，也是其主要意義和價值所在。著者的關注點由近代直至當前，“通過研究歷代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剖析其精神結構和心理狀態，闡明他們對中國人精神結構和人格特征的影響，就能從一個側面清晰地勾勒出華夏民族傳統人格和精神特征形成的歷史過程。它所提出的問題和形成的結論將成為傳統文化資源的深度開發，為當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富有價值的參考意見”。這種主動自覺的人文關懷、使命意識和擔當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在“華夏民族精神建構”中，“中國古典文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和意義。文學對于精神史的意義可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文學對精神史的感性記錄和生動再現，有助于我們認識和把握民族精神史的豐富內涵”；二是“文學對文化核心價值生成的參與，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精神史的直接依托”；三是“文學對傳統的高度整合作用，加速了民族精神的發育及自我意識的形成”；四是“文學以自己的形式直接參與了民族精神的塑造，它的效果和影響力是其他意識形態無法比擬的”。這是該書將“中國古典文學”與“華夏民族精神建構”聯系起來的根本原因和依據，前者既是后者的依托和資源，也是其途徑和典范，從而保證了后者的可行性與可能性。

　　實際上，“中國古典文學”與“華夏民族精神”的關系是相互的，因而前者在建構后者的同時也在建構其自身，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該書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中“華夏民族精神”內涵的揭示和建構，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精神的揭示和建構，因而該書作為其結果，既是華夏民族精神的“史”性梳理和整體性呈現，也是中國古典文學精神的“史”性梳理和整體性呈現。二是這種專注于“精神”的古典文學研究理念和方法，有別于其他研究特別是注重“外部”的古典文學研究，這種新的研究同時也是新范式的建構。該書深入作家作品的“內部”，運用相關的哲學和科學的理論方法，探索其心理、情感、意識、人格等精神內涵。這是自覺地尋求與古代文人的心靈契合，打通古今之間的精神通道，從而實現古今精神世界的共建。

　　中國古典文學建構有兩個主要向度：一是對古典文學中一系列經典性和典型性“個案”進行深入的“精神”研究，獲得大量新的認識和結論；二是這些選擇性的“個案”兼顧了時代及其他聯系，不僅各卷的斷代研究之間大致連接，形成“通史”，各卷的內容安排也大體循著時間順序，形成“斷代史”。因此寬泛地說，該書實際上也是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史，可稱之為“精神文學史”或“文學精神史”。

　　該書作為學術性專著自然也有其“學術建構”。編著者作為一個學術集體，用15年的時間來完成這樣一個重大課題，無疑是有其共同學術追求的，這種追求既源于其學術精神，也促進其學術精神。該書沒有采用一般的“通論或綜合性的論述”，而是“選取若干意義尚未被發現或一向未引起注意的作家作品，放到民族精神建構的過程中加以考察。這樣的研究雖不像一部通論或綜論性的論述那么顯得可觀，但作為專題研究卻會更具深度”。因此該書各卷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性，而且具有很強的獨立性。還應注意的是，該書并沒有采用近年來普遍看重的“考證”性研究，而是將理論把握、文本分析與文獻支持、史實辯證等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既有思想穿透力又有材料堅實度，既思辨靈動又深厚沉穩的學術風格。

　　該書的建構是多重的，其意義和價值也是多方面的。同時該書的建構又有其有限性和過程性，它所獲得的新知、給出的啟示、提出的問題以及留下的思考，都將對今后的民族精神建構和古典文學研究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