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與被追憶(程旸)

　　《追憶》是美國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其運用西方邏輯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的手法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了深層次的研究。他在行文中反復強調，古詩詞的核心精神是對往事的感懷追憶。他提出了新穎的、有別于中國傳統的古典文學研究風格的觀點：一位作者在追憶的同時，他自己本身也成了被追憶的對象�！罢�在對來自過去的典籍和遺物進行反思的，后起時代的回憶者，會在其中發現自己的影子，發現過去的某些人也正在對更遠的過去作反思�！�

　　以《江南逢李龜年》為例，該詩作于770年，杜甫已進入晚年，安樂繁華已成過眼煙云，他再也回不了家鄉，回不了京城。與此同時，研究者也想到，李龜年是安史之亂前京城最有名的歌手，是最得玄宗賞識的樂工之一。但是，樂工們在安史之亂后四散逃亡，李龜年的聲望和闊綽生活也隨著喪失。這時，已到暮年的李龜年流落江南，靠在宴會上演唱為生。這首詩寫道，他在聽眾面前不單單是歌唱者，也令聽眾想起他的往昔，想到樂工們的境遇變遷和世事滄桑。他站在我們面前歌唱，四周籠罩著開元時代的氛圍，他就像是那個恣意縱樂又懵然無知的年代的幽靈。宇文的文章在這里告訴我們，杜甫與李龜年是“互文閱讀”的關系：一方面，杜甫寫作了這首詩，是該詩的作者；另一方面，他通過介紹李龜年的身世，也觀察到了自己身世的坎坷。也即宇文所指出的：作者在追憶的同時，他自己本身也成了被追憶的對象。

　　總的來說，傳統的中國古典文學著作偏向于抒情感懷風格，習慣分析具體詞句的意蘊、辭藻的精致華美，著力于探究具體作品的歷史文化背景對作者創作風格的影響，以及或憂郁深沉或激昂壯闊的敘述文體。與此迥異的是，宇文所安傾向于分析不同年代、不同體裁的作品中所蘊含的普適性因素，即回憶與追憶構成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核心精神價值。作者提到五月花這種花卉植物，它因為新移民抵達美國所搭乘的“五月花號”而聞名于世，因此當他看到一幅標注著1903年所攝的五月花照片便產生了追古撫今的感傷之意；但如果看到一幅未標注所攝年代的五月花照片就不會產生任何追憶之感，只是覺得一幅普通花卉照片而已。這便是歷史，年代的印記讓人產生回憶。李清照追憶亡夫的諸多名篇，是宇文最樂意研究的對象。例如，她為丈夫趙明誠《金石錄》寫的《后序》，宇文提醒讀者注意，李清照所藏書畫古器不只是稀有物品，它們還凝聚著她與丈夫共享的往事。追憶這些東西即追憶夫婦感情，指認戰亂才是導致它們散失和夫妻生死分離的根本原因。本書指出：“到手的東西丟失了，它們同樣從記憶中丟失了；失去的東西現在卻保存在記憶里。這就是記憶的本性。在這里以及整個《后序》里，凡是涉及到失去的東西和力所不逮的東西，都可以看得到這種本性�！�

　　作者對于追憶的一段描述能夠更加具體地讓我們體會到一種細膩感傷的情愫：“我們讀到這首小詩，或者是在某處古戰場發現一枚生銹的箭鏃，或者是重游故景，這首詩，這枚箭鏃或這處舊日游覽過的景致，在我們眼里就有了會讓人分辨不清的雙重身份：它們既是局限在三維空間中的一個具體的對象，是它們自身，同時又是能容納其他東西的一處殿堂，是某些其他東西借以聚集在一起的一個場所。這種詩，物和景劃出了一塊空間，往昔通過這塊空間又回到我們身邊�！�

　　(程旸，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