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詩學”視域下的小說文體研究(趙振杰)

　　由郭寶亮、李建周、周雪花、王麗杰合著的《新時期小說文體形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是一部以文化詩學為基礎方法論，從文體學角度探討新時期小說文體形態的學術研究專著。該書堅持“從文本中來，到文化中去”的研究思路，在對新時期小說廣泛而深入的閱讀基礎上，總結歸納出四類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小說文體形態，即“諧謔—狂歡體”“象征—寓言體”“詩化—散文體”和“新成長—自傳體”。全書共分四章，每章分別對應一種小說文體形態。作者既做宏觀層面的文體演化邏輯分析，又進行了微觀層面的文本諸要素解剖，從而把小說文體學研究夯鑿在堅實的文本細讀基石之上，不僅規避了理論焊接文本和主觀印象式批評的風險，同時有效地打通了小說內部與外部、形式與內容、文本與文化之間的界限，自覺實現了文學“本體”與“功能”之間的平衡，成功激活了文化闡釋的新的批評范式。

　　郭寶亮作為課題項目主持人及第一作者，為該書明確了基礎研究思路和編寫架構。全書按照“文本—文體—文化”的研究路徑，通過對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特色、敘事方式、結構形態、審美意象等構成要素，及其背后的文化語境、思想邏輯等意識形態內涵的系統梳理與細致剖析，為新時期小說文體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或參照。其中不少章節都清晰地體現出作者“文化詩學”方法論的自覺和創造性細讀的才能，例如，“生存困境與生命詩學的糾結”“文化意識與民族寓言的沖撞”“歷史碎片與語言狂想的交織”之于“象征—寓言體小說”，“美的生活追求”“詩意的棲居”“文化意蘊的多層次表達”之于“詩化—散文體小說”等，都有意識地揚棄了西方文體學把文體拘囿在語言學單一范圍內的狹隘觀念，而將文體看成一個思想與話語共在的有機整體，并通過從形式到內容的層層剝筍式的研究范式，深度勘探了以語言為核心的文本體式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體驗方式、思維向度和精神生態，以及作家所處的時代社會場域和歷史文化語境。

　　“文化詩學”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倡導已久，然而真正意義上成熟的學術實踐卻鳳毛麟角，并非學者對此重視不夠，很大程度上緣于該方法論操作難度較大。正如“文化詩學”理論提出者童慶炳先生所言，文化詩學涵蓋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兩個層面，兼及語言、審美、文化三個向度，“一方面它向微觀方面拓展，關聯著語言學、心理學、修辭學、敘事學等；另一方面它也向宏觀方面展開，與哲學、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宗教學、經濟學等多有交叉�！笨鐚W科研究無疑是研究者必須面對的挑戰。而且，“新時期小說文體研究”同樣具有較大的實踐難度，它不僅涉及文學史上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同時需要將文學的語言本體和生存本體進行有機融合，以期實現文學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統一。由此可見，在文化詩學視域下開展新時期小說文體形態研究可謂是難上加難。郭寶亮等四位作者迎難而上，在大量閱讀作品并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經過長期自覺的學術演練，真正確立了由表及里、從形到神的“文化詩學視域下的小說文體形態研究”理論體系及操作指南。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雖由多人合作完成，但在宏觀格局上依舊做到了整飭有序、縝密有致。四位論者在同一方法論指導下，呈現出色彩斑斕的個性特征。他們的諸多見解都頗具創新性和啟發性。例如，在闡述新時期“笑鬧類”小說文體時，郭寶亮并非一味照搬照抄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而是結合具體的文本實際，提出了“諧謔—狂歡”這一組合式概念，并指出，“諧謔”強調的是“笑”，“狂歡”突出的是“鬧”，在此類新時期小說中，有些笑多鬧少，有些鬧多笑少，有些則又笑又鬧，“諧謔—狂歡體”旨在擴大該文體的闡釋范圍，強化其演化創生的過程性；李建周在論及“象征—寓言體小說文化邏輯”時，除了創造性地歸納出此類作品三種不同向度的特質外，還深刻揭示出“象征—寓言體”小說與現代社會體系的內在對應關系；在論述“詩化—散文體小說的語言形態”時，周雪花所總結的“雅趣”“情趣”“理趣”三大特征也令人耳目一新。

　　綜上所述，該書確是一部貨真價實的學術著作，它體現了一種新的研究視野與方法，能夠讀到這本書的讀者定會從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