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內的長篇小說《慈悲》寫工人的生活,時間跨度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后,近五十年。國營苯酚廠是社會的縮影,時代變幻,廠里的人便有了戲劇性的騰挪翻轉,構成了小說故事的主體。主人公水生二十歲進廠,就此打開了世界,生命中漸次有了朋友根生,妻子玉生,養女復生,然而歲月流轉,一切又終將失去。他所經歷的一切,構成了個人對歷史的感應。
《慈悲》寫個人沉浮時代的方式,顯然不是《平凡的世界》式的,而是近乎《活著》。路內講述故事,不是滄海橫流的手法,而是“收著來”,他極盡克制,不鋪敘“史詩”,而是把歷史抽干了,做出標本,人物在歷史中生出的愛與恨,有時候也只用一兩句話點出。所以,《慈悲》是需要讀者參與“完型”的作品,因為歷史往往被放置在人物身后!洞缺匪宫F的工人生活史,不是大哭大笑式的,而是一種淡淡的悲涼,歷史中的很多細節、場面被稀釋掉了,作者用樸拙的對話,竭力挖掘人物命運的線條。
以工廠生活為背景的小說,像《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工廠生活“質地”都比較“厚”,細節充分,著力塑造英雄形象。但到了路內這兒,苯酚廠是個殼,苯酚廠里人物的命運的變遷,則是他體悟歷史的道具,具有時代感的、現實的“質地”,在《慈悲》里是薄的。也許把小說背景換成民國初期,苯酚廠改成釀造廠,小說也同樣成立。作者的野心,并不在敷衍現實,盡管路內本人是有工廠生活經歷的,但他似乎更希望《慈悲》有一些哲學意味,他要用一個一個略顯抽象的人物,表達對人生,對歷史的看法。
路內寫“文革”中的工廠,人與人之間的爭斗,寫改革開放后,人與人位置的反轉,個人在歷史中的沉浮,不由自主,但依舊跌跌撞撞朝前走。然而對這一切,他不愿意“黑白分明”,取而代之的,是佛家的“慈悲”——這個梵語詞匯自唐以來廣泛影響著中國人。
中國人向來缺乏信仰,相信日常,而佛教的慈悲,卻能夠與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過日子”思想巧妙融合,作為70后作家,路內沒打算“清算歷史”,《慈悲》中的水生,在苦難中朝前走,活下去,彼此溫暖著走過殘酷人生。這種悲觀中的樂觀精神,多少復歸了晚明以來,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人生哲學,也很接近上海的市民精神:多少代都是這么過來的,做工賺錢,養家糊口,送走老的,養大小的,繁雜的生活中保留一點希望,一代一代攙扶著走下去……
《慈悲》中那些比較可愛的人物,水生、玉生、師傅、根生、復生,他們的性格沒有多少演變(壞人同樣沒有),從出現到死亡,基本恒定,就連復生這個小女孩兒,也似乎從落地那一刻就很成熟,了然世俗規矩。小說中的老師傅得了癌癥,臨死前還為喪葬費去廠里討價還價,不是為了自尊,而是為了活著的人考慮,這人物一分鐘也沒忘記俗世,即便面對著死。這些人有眼前的計算,但身上卻保留了小市民骨子里的某種情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慈悲》也算是對平凡市民的禮贊。
梵語里的“慈悲”是從佛眼看世界,眾生皆小,慈航普度,但路內的“慈悲”顯然不是俯瞰式的,他講過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自己家中經濟困難,日子難過,其父靠外出打麻將贏錢貼補生計的事,恰恰說明他與每個人一樣,在歷史和生活的潮涌中,起起伏伏——從世俗角度看,他父親靠打麻將賭錢賺菜錢是非理性的,可在困難中,這或許就是上天的安排,所以又是合理的。
因此,《慈悲》所講的故事,或許可以稍微跳出歷史因循,那些對與錯的二元判斷,它所用來說服讀者的,是一些近乎宗教的意味感觸——男主人公陳水生從大饑荒的農村走向城市,最后又帶著復生走回老家。陳水生身上還保有鄉村中國人的憨厚與機敏,他“挽救”了很多人,包括患有肝病、不能生孩子的妻子玉生,被人送出的養女復生,逞強好斗卻終究一敗涂地的根生,甚至廠子里的人申請補助,也總是找水生才能辦成。
《慈悲》里沒有傳統的英雄形象,小說中貌似最狠的角色根生,也在命運的沉浮中被打折了腿,最終因倒買倒賣一敗涂地。反倒是水生,柔軟而有力量,他受得苦,認命,依足做人的規矩,懂得順勢而為。人生如霧天舟行水上,水生這個平凡的男人,最后反倒成了引航的人,因為平凡、堅守,終于獲得幾分悲壯。水生的形象從而有了普遍意義:怨恨有什么用,愛著身邊人,好好活下去,或許已經是對生命的最大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