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長篇小說的“豐年”(魯太光)

　　2014年底，某媒體在展望2015年度長篇小說創作時，基于諸多小說名家已于2014年底之前推出了自己的長篇新作，提出2015年可能是長篇小說創作“小年”的判斷。當時我就對這個判斷有所懷疑，而今年長篇小說創作的整體狀況也印證了我的懷疑：雖然不能說2015年是長篇小說創作的“大年” ，但也絕不能說是“小年” ，而是“豐年” 。

　　我之所以對2015年是長篇小說創作“小年”的說法心存疑惑，是因為我覺得這家媒體得出這個結論的依據不可靠，即：在我看來，以“50后”為主體的小說名家群體面對變化深刻而又變幻紛紜的現實生活，大多已無力予以文學的把握，他們雖然也不時推出長篇新作，但我們從中看到的，大多是老調重彈，以及這老調重彈中視野的狹隘、靈魂的疲憊，因而了無活力。換個說法就是，在筆者看來，除了極少數滿懷熱情突入現實并孜孜矻矻追求藝術精進的作家外，以“50后”為主體——包括少數“少年老成”的“60后” ——的所謂小說名家已經淡出或即將淡出小說舞臺——有評論家將這一現象歸納為“ ‘50后’的終結” ，而現實感更活躍、審美感更犀利、形式感更自覺的“60后”及一部分“70后”已經成為或即將成為小說舞臺的主角，他們必將為文壇帶來新氣象。

　　2015年，新變化已經悄然發生； 2015年，新氣象已經嶄露頭角。

　　這一變化首先是外在的，即我們上文所說的作家群體的變化。2015年度，遲子建、周大新、韓東、嚴歌苓等小說名家分別推出了自己的長篇新作《群山之巔》 《曲終人在》 《歡樂而隱秘》 《上海舞男》 ，也得到一些評論家的肯定，甚至是“高度”肯定，但客觀地看，這些作品雖然皆有可圈可點之處，但整體而言，絕非成功之作，有的甚至在文體上都不大成熟，因而，自然很難成為2015年度長篇小說創作的主流與中堅。相反，陶純、何頓、次仁羅布、路內、冉正萬、東西、張者、陳應松、王華、鐘二毛、周瑄璞等“60后”“70后”作家卻紛紛于2015年度推出自己的長篇新作《一座營盤》《黃埔四期》 《祭語風中》 《慈悲》 《天眼》 《篡改的命》 《桃夭》 《還魂記》 《花村》 《完美策劃》 《多灣》 。這些作品，無論在文學精神還是審美維度上，大都展現出與以“50后”為主體的小說名家不一樣的面相，而且文體意識相對比較自覺，使他們的作品在形式上也體現出一定的豐富性，因而，他們也自然而然地成為2015年度長篇小說創作的主流與中堅。

　　這一變化更是內在的，即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學精神的悄然回歸。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自新時期以來，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文壇，無論是作為一種文學思潮，還是作為一種文學方法、文學精神，“現實主義”都被許多作家作為一種“疾病”躲避著——這是所謂純文學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之一。誠如上文所言，這種回避有其背景及原因，并且在小說的形式探索及文學性追求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毋庸諱言，這種回避卻也帶來一個極大的弊端，即由于現實感嚴重匱乏，導致我們的文學患上了軟骨��！說得嚴重點，多年來，我們的一些作家都是閉著眼睛寫作，其虛無、其游戲，可見一斑。這一現象，近年來已經有所改觀，但在2015年度卻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上文所列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寧馨兒，都洋溢著充沛的現實精神，也洋溢著充沛的現實美感，而且，這還只是部分代表作，如果一一列舉，這樣的作品還有不少，可以開一個長長的書單。

　　這種現實主義精神的悄然回歸，意義不可小覷，其影響，也許要在三五年之后才能更深刻地顯現出來�？梢哉f，這是我說2015年是長篇小說創作“豐年”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但我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伴隨著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回歸，我們的長篇小說不僅沒有如一些人所擔心的那樣，出現僵化、單一的局面，反而顯現出某種豐富性。這可真是“意外”的收獲。

　　這種豐富性首先體現在伴隨著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回歸而來的現實主義文學方法的回歸，即以正面強攻的方式突入現實，消化現實，再現現實。其代表作是陶純的《一座營盤》和王華的《花村》 。前者以軍旅為突破點。由于帶著鐐銬舞蹈，由于文學觀念的僵滯，多年來，軍旅文學喪失了把握重大現實題材的能力，要么寫寫軍營的花花草草，要么寫寫軍人的小情小調，大致如此，但《一座營盤》卻截然相反，作家以巨大的勇氣直面現實，通過活現一只“軍老虎”的成長史，把“營盤”內的腐敗實相和盤托出，其嚴重程度，令人震撼，其批判力度，由此可見一斑，但更重要的是作家通過塑造布小朋這位正面軍人形象，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的意義：在困頓的現實面前，我們是隨現實之流而下，做現實的尾巴，還是溯現實之流而上，做現實的引領者？相信這是值得每一位作家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王華的《花村》以女性視角切入現實，通過梔子、百合、映山紅等幾位花村女性的沉郁生活，反映了聯產承包三十多年來農村由希望的田野而空巢的空前巨變。當我們看到隨著成年男子大規模外出，村里的少婦長期得不到情感慰藉，以致少年癡子部落和古稀老人張大河都成為她們希冀的對象時，我們禁不住潸然淚下，而圍繞著村莊的那條河流，再也不是花河了，而是淚河——淚流成河。我們禁不住追問：當一種社會安排連人的基本情感，甚至基本生理都得不到滿足之時，是不是應該予以揚棄？在《一座營盤》和《花村》等小說中，文學的現實感再次得到有力確認。

　　除了正面強攻之外，現實主義的回歸還采取了比較多樣的方式。在這方面，東西的《篡改的命》和陳應松的《還魂記》可為代表。在《篡改的命》中，作家把汪槐、汪長尺、汪大志一家三代的悲劇命運維系在城鄉之間巨大的分隔上，將底層改變命運的希望寄托在進入城市上，這實際上是以鄉村和城市為支柱，并在其間懸了一根線，而汪槐、汪長尺、汪大志就成了走在這根懸索上的“魔法師” ，稍有不慎，則跌下深淵——事實上，這一家三代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法師” ，因而跌下深淵是命定的事情。這種寫法比較現代，有一定的寓言色彩，但毫無疑問，小說精神是現實的，它折射的不僅是汪長尺等農民的命運，而且是每一位窮苦人的命運，因而，這又是證言。陳應松的《還魂記》與東西的《篡改的命》有異曲同工之妙，通過一位鬼魂還鄉之后的所見所聞，再現了鄉土中國的頹敗。由于小說中較多地采用靈魂敘事，較多地使用楚文化元素，使小說有一定的魔幻色彩，具有向楚文化致敬的一面，但根本上，這部小說還是憂患的產物，是現實的果實。

　　再就是，在現實主義精神燭照下，往事不再如煙，而是煥發出別樣的色彩。在這個方面，何頓的《黃埔四期》 、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可為代表。在《黃埔四期》中，通過對謝乃常、賀百丁等黃埔四期精英的人生的描述，作家再現了抗戰史上被遺忘的悲壯一頁，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謝乃常、賀百丁等人英雄末路的描寫，再現了歷史的無情，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值得深究，但整體而言，這部一百多萬字的小說開闊恢弘，水深流急，因而，令人讀之扼腕，思之憮然。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則通過晉美旺扎一生修行的故事，再現了西藏自解放至開放的幾十年的巨變，其間既有無盡苦難，亦有無邊慈悲，而其中社會的風云變幻與人心的載浮載沉，更是發人深省，引人慨嘆。

　　關于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作家與生活的關系問題，即熟悉生活與再現生活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陳彥的《裝臺》給出了出色的回答。由于與裝臺人朝夕相處，由于與他們同氣連枝，這些活躍在舞臺背后的人，活到了作家心中，活到了小說前臺——成為《裝臺》中當仁不讓的主人公。更重要的是，由于作家巧妙地處理了生活與小說之間的關系，使順子這個人物來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使現實主義文學的經典問題也再次浮出水面。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陳彥并非“主流”作家，而是一流的編劇。 《裝臺》在文學界的成功再次提醒我們，有時候，功夫真的可能在詩外。

　　最后，我想說的是，現實主義回歸只是開始，相信2016年現實主義一定還是主潮。但這并不是說現實主義的就是好的，而是說只有那些既有熱情和能力擁抱現實，又有熱情和能力消化現實的作家，才可能創造出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鑒于此，我們有理由期待，2016年以“60后”及“70后”為主體的“新”作家應該有更精彩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