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東莞圖書館等你(丁燕)

　　在東莞，對我最具個人意義的圖書館，是樟木頭鎮文化廣播電視中心四樓的圖書館。面積不大，藏書不多，桌椅樸素，像個有錢鄉紳的家藏書屋。周末聚著一片穿校服的學生，平時則是些戴眼鏡的老頭。我在這兒有個固定的位置——靠近報架的藍椅子。這是我不得不如此的選擇——那里離插線板近。我帶著電腦來這里寫作時，還帶著水杯和面包。旅行可以不結伴，可寫作太孤單。進入圖書館(哪怕它再小)，一瞬間的改變還是那么強烈——我不再孤單。然后我坐下，然后那種書卷的氛圍烈焰般在周圍燃燒，我怎能不變得熾白？

　　2011年秋至2013年秋我在樟木頭定居時，總是背著雙肩包，騎著電動自行車，興沖沖從寶山沖下，穿過先威大道，鐵路橋，鎮中心的五路口，到達這個袖珍小圖書館。它的周遭是超市、服裝店、飯館、公交車站，以一種馬戲團般明亮璀璨的聲光音響呈現各類變換畫面，而圖書館是一個小小的孤島禁閉，是一個封閉的“潛艇密室”。到圖書館，簡直是我在最孤立無援時抓住的繩索。果然，我在那里找到了我需要的能量，而那種汲取過程因過于神秘，根本無法清晰分析。當然別的地方也可以寫作——書房、咖啡館、酒吧、書吧，但畫面總差幾個光度而聲軌總差幾個節拍，總不如圖書館。

　　我不知道我會在這個小圖書館里寫下那么多漢字：《工廠女孩》和《雙重生活》兩本書加起來六十多萬字。從西北到東南，裹挾在遷徙中的我面對一次次突變，積攢了太多驚詫、迷惑、疼痛、不安，須有一個適度的出口釋放。而寫作是一個整理精神碎片的過程。好比主婦面對震后殘瓦，一點點歸納清潔，直至大小毛巾潔白如新，床單被套干凈無褶，地板茶杯清爽透明，盥洗室吹風機浴帽無一缺漏。是的：整理；是的：寫作如整理。當那些生活殘骸擁堵胸口時，需要一個空間來整理。圖書館就是生活在那個區域的人們，用來整理精神的地方。這地方如燈塔白天貌似可有可無，一旦進入夜間，全靠它指引方向。

　　2015年8月，我們一行人到松山湖參觀，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深潛在綠樹花海中的松山湖圖書館。面積自然比樟木頭的微型圖書館大，是棟單獨樓宇，但又比不上位于南城的總館。

　　穿過那排排書架時，我突發奇想，若能在這里找到一本我的書，該是怎樣的奇跡！揣著這樣的狂想，我轉身，從一個架子到另一個架子。那一刻真的來臨——那書脊上有“丁燕”在說：“我在這兒！”那是我早年的長篇小說《木蘭》。從新疆南遷廣東，我一本過去的書都沒有帶，而現在，這本書穿過時光隧道極信任地站在這里，等待著我這一時這一刻的轉頭相逢。

　　啊，我還能要求什么？即便人群中只有極少的人會翻閱到這本書，相對于虛無縹緲的人生，我依舊給自己建造了一個小小的紀念碑，用來貯存我曾來到這世界的感受和體驗。這是我的結繩記事，這是我的愛恨情仇，這是我對那些我所經歷的疼痛或撼動的反饋。

　　毋庸置疑，在東莞最具代表性的圖書館是位于南城的總館，而它離我的新家只有兩公里。故而，這耗資近2億、面積近5萬平方米的碩大之地，簡直就成了我的后花園。我那樣輕易地到達，那樣輕易地進入，那樣輕易地成為它的一員。我在這棟上下6層，有著太多圖書、信息、活動、資源的地方也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小角落——一樓期刊閱覽室最靠近文學刊物的那張桌子。我應向這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致以敬意，他們可能不知道他們的工作對我家的影響竟如此深遠。

　　但我的書房里并沒有藏太多書籍。自2010年秋離開烏魯木齊后，我在遷徙途中深刻頓悟，一個人不可能帶著書房行走，而最多只能是幾本書。所以其實我無須被太多書籍簇擁。我不是散漫的閱讀者，而是挑剔的，甚至苛刻的讀者。我選擇閱讀的書籍只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啟迪自己。我是非經典不讀，而好書一定要重讀，而不愿將逼仄的時間再消耗在瀏覽庸作上。我青睞那種文學濃度更高的作品，那些能描摹出人的多維存在的書籍，總讓我愛不釋手，感覺精神日漸強大，甚而有了遨游另一個時空的能量。

　　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居住在圖書館旁的公寓里，每日按時進入圖書館，閱讀寫作，到閉館時再回家。我實在是個過于單調的人，始終讓我念茲在茲的，除了讀書就是寫作。我將全部的注意力都傾注于此，對外圍茫然無覺，簡直像深陷四面高山的盆地。而我可以飛起來——閱讀就是飛翔。每次讀到一本好書，總感覺身體頓時輕盈，像不經意間生出翅膀，可以盤旋半空，眼神穿透天空，耳朵聆聽鳥鳴。在圖書館，一下子我就找到了那個世間最優秀的人；一下子，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哎呀，我真的要不了這么多哦！然而可尊可敬的他，永遠是買一奉十，索百送千！ 

　　(作者為詩人、作家。著有詩集《午夜葡萄園》《母親書》，長篇小說《木蘭》，紀實散文《工廠女孩》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