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匈牙利文學：對歷史和現實的記錄與虛構(舒蓀樂)

佟芭·安德里婭　　 　巴爾提斯·阿提拉 　　　費爾貝爾·卡塔琳 　　　德拉古曼·久爾吉

塞琪·諾艾米 　　　　　　謝恩·高博爾 　　　　　　基什·諾艾米 　　　　丹尼·佐爾丹

《瘦弱的天使》 　　　　　　《瑞典》 　　　　　　　《清道夫》

　　2015年夏天，作為從亞洲前往西歐的交通要塞，匈牙利成為了大多數敘利亞和阿富汗難民前往奧地利，進而去往意大利、德國、丹麥等歐洲發達國家 最重要的中轉站。但是在整個難民潮中，匈牙利在國際媒體中的形象卻頗耐人尋味：他們在本國與塞爾維亞邊境用鐵絲網阻擋難民；他們關閉了國際鐵路線，只有在 難民們示威性地徒步前往奧地利，干擾了奧匈交通要道的正常運行時才迫于壓力派出大巴將難民送走；他們任由難民聚集在火車站，不提供任何政府性的援助，只有 少量志愿者在難民中分發一些生活必需品……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甚至公開發表言論稱，“我們不喜歡和穆斯林共同生活，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迫使我們與穆斯 林生活在一個國度”。

　　移民書寫的多種嘗試

　　匈牙利曾經在16、17世紀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殖民，這段屈辱的歷史在這個國家的靈魂深處烙下了深深的傷痕。對匈牙利人來說，其他民族，尤其是 穆斯林的大規模遷入是一種潛在的威脅，盡管他們只是途經。事實上，一直以來，匈牙利都不是大多數移民的目的地，遷入匈牙利的人大多來自其周邊國家，比如斯 洛伐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的匈牙利族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匈牙利作為戰敗國簽訂了《特里亞農條約》，根據此條約，匈牙利割讓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一大 半人口給周邊各國，一夜之間上千萬匈牙利人從此離鄉去國。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交界處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歷史上一直是兩國的爭奪焦點。一戰后特蘭西瓦尼亞劃 歸羅馬尼亞，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雖然成為了羅馬尼亞人，但這里的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卻被歸為匈牙利文學。

　　作家德拉古曼·久爾吉曾說：“對東歐和南歐國家來說，邊界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總是跟隨著邊界的改變而變化。很多時候，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境遇與 邊界的位置息息相關。邊界是一個點，是我們稱為歷史的客觀故事與我們稱為人生、記憶或命運的私密故事相重合的那一部分�！碧靥m西瓦尼亞作家的作品常常反映 了他們創傷性的歷史經驗。1980年代末，齊奧塞斯庫政權逐漸沒落，特蘭西瓦尼亞作家的身份認同創傷成為羅馬尼亞民族文化中的異類，一大批作家就是在這個 時候，回到匈牙利定居，這其中就包括2015年憑借小說《從頭至尾》獲得馬洛伊獎的女作家佟芭·安德里婭。這部作品描寫了兩名特蘭西瓦尼亞醫生的生活。故 事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戰結束后，《特里亞條約》的簽訂導致了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戰爭后的邊界變化給生活在那里的匈牙利人帶來 的不僅是國籍的改變，更多的是深刻在心靈中遠離故土的悲傷。小說全方位展示了特蘭西瓦尼亞地區一戰前后的社會現實、大學生的生活狀態和當地人民的心理建設 歷程。故事中的兩位主人公最終相遇，并互相傾吐了真實的內心世界，揭示了這一時期的特蘭西瓦尼亞人為適應劇變的社會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他們對自我身份認同 的問題。佟芭是來自羅馬尼亞克魯日的匈牙利族人，她在獲獎后的采訪中再次提及了這一問題在現實生活中的顯性存在：“我很羨慕那些來自特蘭西瓦尼亞、再也不 從事寫作的作家們。盡管如此，目前，我仍然只對寫作感興趣，雖然這很有可能在將來會改變。作為一個作家，我很幸運能夠同時擁有本土和外來的視角：我既是一 個局內人，又是一個局外者。在特蘭西瓦尼亞，我被當成匈牙利人，這常常會引起一些尷尬的局面。我在克魯日大學的學生們無法對一個生在特蘭西瓦尼亞、卻住在 匈牙利、又回到這里來教書的老師產生共鳴：她究竟是特蘭西瓦尼亞人還是匈牙利人？在匈牙利，我卻仍然被當做特蘭西瓦尼亞人，有時我也會被讀者當成羅馬尼亞 人，他們寫信告訴我：‘沒人逼你住在我們國家’。我想如果我的身份不是如此復雜，在這兒或者在那兒，我會比較容易理解一些�！�

　　上世紀90年代初，與一批成熟作家同期回國的，還有一些當時仍是少年的作家，巴爾提斯·阿提拉就是其中一員。他出生于特蘭西瓦尼亞的書香門第， 母親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父親是一位作家。1984年，巴爾提斯全家被羅馬尼亞當局驅逐出境遷往布達佩斯。巴爾提斯在與作家凱梅尼·伊斯特萬的對談中提 到，自己從記事起身上就背負著沉重的民族屈辱感。他在十四五歲時就感受到了一個成年人對自我身份認識的焦慮，而且只有在寫作中才能釋放內心的壓力�？釔蹟z 影的巴爾提斯對在作品中使用圖像與文字相結合的手法頗有心得。早在2001年出版成名作《寧靜�！窌r，他就使用了“變化聚焦”的寫作手法處理小說情節與讀 者距離的問題。同時，巴爾提斯還在小說封面的折頁上附上了一張嘴角叼著香煙的自拍照。照片中，他冷靜犀利的目光注視著前方，仿佛一個局外人洞察一切。 2015年，在沉寂了14年后，匈牙利讀者又迎來了巴爾提斯最新的長篇小說《結局》。此書的主人公薩博德·安德拉什于1960年代與剛剛出獄的父親一起來 到布達佩斯。他們在滿目瘡痍的首都創造著自己的生活。小說中不斷穿插出現《特里亞農條約》、第二次世界大戰、“56年事件”、隨之而來的專制統治、人民內 心的頹喪情緒以及高壓下的藝術自由等一系列問題�！督Y局》的書中有一兩章的篇幅使用的全是效果震撼的照片。主人公薩博德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攝影師，這些圖片 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他通過這些圖片認識世界，也因為拍攝了這些圖片成為國際知名的藝術家。然而，這些圖片也是構成小說最重要的部分，是巴爾提斯用畫 面訴說故事的又一種直觀手法。

　　同樣來自羅馬尼亞的德拉古曼·久爾吉也在2015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獅子合唱團》。德拉古曼2005年發表的成名作《白色國王》描繪的 是1986年的羅馬尼亞社會，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處于政治高壓狀態下的整個東歐社會，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1973年出生的德拉古 曼，于1988年隨全家遷居布達佩斯。小說背景中的這一階段，恰巧也是德拉古曼的少年時代。因而，這部小說“通過兒童的視角來觀察、描述集權政府制造的恐 懼與苦難”，這個敘述者不帶任何政治和道德偏見，他只用孩子的口吻對所見到的一切做出直白的陳述，為小說營造了令人信服的氛圍。德拉古曼的前三部作品均是 長篇小說，而對于這次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他表示：“我的前兩部作品《白色國王》和《火堆》都是從短篇小說發展出來的�！薄丢{子合唱團》這部短篇集中收錄的 作品，是德拉古曼13年來陸續創作的。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屬于自白，與音樂相關，因而題目也與音樂相關：“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是因為這本書中交織著各 種聲音，所有人都在述說自己的故事，吟唱自己的歌曲，而這個題目也勾勒出了這部作品中情緒濃烈的詞匯與音樂的狂野，這是一次艱難的英勇之舉�！�

　　作為匈牙利在轉型后第一批隨移民潮移居國外的經濟學家，費爾貝爾·卡塔琳于1988-1989年在加拿大維爾弗里德·勞瑞大學做客座教 授，1989年以后又回國，先后供職于匈牙利圖書出版及傳播集團、《世界經濟周刊》《世界經濟》和國家審計局。1993年，費爾貝爾定居日本。2011年 東日本大地震時，她與日本籍丈夫恰巧在歐洲旅行，當聽到福島核電站泄漏的消息后，他們決定不再回日本，而是去德國定居。2015年，費爾貝爾撰寫的非虛構 作品《背叛日本：回福島的路》引起了強烈反響。她在書中介紹了一個外國人在融入日本社會時所面臨的各種困難。福島核電站泄露后，她的丈夫從核能專家的角度 考量，做出了一個讓兩人都倍感傷痛的決定：必須離開日本，再也不能回到這個沉默、排外的國家了。

　　生活的真實

　　隨著時代的進步，同性戀話題早已成為無法回避的論題。被艾斯特哈茲·彼得稱為“人類靈魂建筑師”的作家納達什迪·亞當撰寫的《厚臉皮的含羞草： 關于同性戀者與同性戀》一書掀起了匈牙利探討同性戀話題的熱潮。這本書本著嚴肅的態度，用諷刺的手法揭示了同性戀者內心的真情實感，但同時又不失趣味。艾 斯特哈茲在此書的序言中評價納達什迪是一位“偉大的情感作家，痛苦的是他懂得很多，更痛苦的是，他也有許多不懂之處”。納達什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同性 戀這一話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說：“感謝上帝，我不用在生活中感受作為同性戀者所需要面對的黑暗世界。我的父母沒有否定我，沒有把我關進監獄……同性戀 是一件公眾的事，因為你需要告訴銀行或政府，你是否結婚了。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同性戀不只是個人的事。當然，這其中的界限尚難以界定……我持有的是一種 保守的立場，人們必須堅持做自己，承認自己，并擔負起長期的責任。一個人需要在世界面前承認：‘這就是我，我要住在這里，我要與她/他在一起�！�”納達什 迪還認為，同性戀問題的現狀，就像100年前女性要求獨立的場景一樣。這是一個緩慢爭取的過程，但無論如何都應該承認并接納同性戀者和同性戀這一事實存 在。

　　提到100年前的女性境遇，不得不提到塞琪·諾艾米的《布達佩斯貴婦人的私生活》。這部書中記錄了19世紀80年代中期至1914年間布達佩斯 貴婦們的愛情、婚姻、育兒、學習、死亡、家務等生活各方面的故事。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匈牙利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在朝著現代社會的目標邁進，女人們依附于男 人的生活中，也可以為自己的生活做出妥善安排，塞琪在書中向讀者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個女人不光可以憑自己的美貌或丑聞聞名于世，也能以她的科學、藝術 甚至經濟成就博得眾人的目光。

　　另外，“事實與證人”叢書在去年推出了兩部紀實文學，分別是瑞茲·帕爾的《移至腳踝的香檳》和茲曼迪·伊斯特萬·皮烏斯的《日記中的一 年：1944.3.19—1945.3.17》。�？�了的文學雜志《東西》的傳奇編輯，現年85歲的瑞茲在采訪實錄中回顧了他與匈牙利現當代作家們的一些 交往故事，其中包括德利·蒂博爾、內梅特·拉斯洛、伊葉什·久拉等人。茲曼迪的《日記中的一年》則是以一個全新的視角觀察一段被人所熟知的歷史。這個牧 師、教師和文學歷史學者記錄下的日記，從一個中產階級基督教家庭的視角，觀察了二戰結束前的匈牙利社會。茲曼迪日記的特殊價值就在于它的私密性，也就是說 這部日記的創作前提并非是被公眾閱讀，因而忠實地記錄下了日記主人在當時的所思所感。

　　現實的虛構

　　虛構作品方面，有三部小說值得一提，分別是謝恩·高博爾的《瑞典》、基什·諾艾米的《瘦弱的天使》以及丹尼·佐爾丹的《清道夫》。

　　被好幾張榜單評為2015年最佳虛構類作品的《瑞典》講述了一個被瑞典夫婦領養的男孩在經過一番調查后發現自己的親生母親住在匈牙利，隨后展開 了自己的尋親之旅。我們可以選擇與親生父母分別的命運嗎？當我們成長在一個故事的真實性中，并將其他故事的真實性與它做比較時，我們還能如何內化一種有意 義或正確的觀點，無論接受這種觀點需要一個小時還是一天？謝恩提出的這些問題正是現代語境中被提及頻率最高，也是當前匈牙利人最關心的問題。這部作品的重 點并沒有放在調查的過程中，而是放在了尋親的過程中：悲劇就像一顆洋蔥，在永遠無法得到的幸福面前，一層一層地剝開自己的皮，把悲劇命運的各個層面都展露 在讀者面前。

　　《瘦弱的天使》不只是一部簡單講述女性命運的作品，它同時還展示了匈牙利在改制前后的社會矛盾。一個在婚姻中備受屈辱的女人，無法適應當時的社 會大環境和學校體制，而國家改制的快車裹挾著她滾入了命運的洪流中�；�什在文中細致刻畫了女主人公與命運作斗爭、在社會的空虛中近乎絕望的心理狀態。

　　《清道夫》描述了一個匈牙利人被卷入南斯拉夫戰爭，而這具邪惡的戰爭有機體卻將他嚼碎、啐吐在地，迫使他奮起反抗。但此時的主人公卻早已邁入了 死亡、謀殺、痛苦、暴力，換言之，就是戰爭的魔掌之中。美國是他的永無鄉，然而，盡管他逃離了南斯拉夫，回到匈牙利，甚至到了德國，卻再也無法前往美國， 他永遠生活在戰爭的陰影之中。這部令人不安的戰爭小說虛構了許多地名，作者有意識地用這些虛構地名誤導讀者認為小說與戰爭緊密相關，但實際上，《清道夫》 更傾向于探討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人類是否能真正從環境中解脫？

　　由于歐洲移民問題的爆發，移民文學是今年比較受關注的方面。匈牙利的移民文學有其自身的特點：絕大多數從周邊國家移入匈牙利的作家沒有經歷文化 休克的過程，但背負著過重的歷史負擔則是這些作家前期作品中最突出的特色。隨著創作的深入，一部分青年作家開始逐漸將自身的移民經歷與匈牙利當代社會的現 實結合起來，他們的作品往往既具備思想的深度，也展現出時代的特征。離開匈牙利的作家今年比較沉寂，沒有引人矚目的作品出現。虛構與非虛構作品開始探討了 一些以往未過多涉及的話題，比如納達什迪拋出的同性戀話題就是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