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小說中的寓言化手法(江澤涵)

　　類型文學的創作難度和藝術高度均不遜于純文學，四大名著就是典型。馬伯庸借鯉魚躍龍門這個神話來展開故事：唐天子因治世有方，經濟倍增，急需解決運輸困難，于每年龍門節，派兵埋伏在黃河壺口，捉新龍來做地鐵。巨龍們被死死監控，龍尾還被鎖鏈拴著，每天在黑暗和狹窄中度過。對生活沒了指望，只能認命，無悲無喜，如同行尸走肉。人類也無疑是埋下了浩劫的種子。巨龍們在失去自由時，忍痛摳下頜下三尺處的逆鱗———蘊蓄著龍族的怨念，最終匯聚成一條大孽龍，越絕望，就越兇殘。哪吒這個十歲孩童多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孩子，他以自己的視角來呼喚“龍難道不是該在天空飛翔的嗎”，感化了巨龍們已麻木的心；又以澄澈的童心化解了龍族心中的仇恨，人龍聯手抗擊災難，維護和平。

　　書中處處體現寓言手法。地鐵是新時代產物，貞觀盛世好比當今社會，所以本書是借古說今。人類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而鯉魚又是龍的前身，所以人龍魚即一體，只是代表了生命的不同階段。黃河壺口好比最高學府，鯉魚年年拼搏，期盼化龍，翱翔于天地間，好有一番作為，可化龍概率僅千分之一。這不正暗喻學子考功名，有朝一日，事業有成，光宗耀祖。清風道長熱衷名利，將道門軍事化，為了擴建勢力，與天策和神武二府斗法，那條叫甜筒的龍為了保護哪吒而未按時間運行，他便派弟子去伏擊，又給它續命，只是為了能熬到明正典刑之時，以便在氣勢上壓制二府，這條無辜的龍就是上層斗爭的工具和犧牲品。是不是又與人類的職場十分相近？學子進入社會后，會發現有無數扼制自由的潛規則，精神上遭受極度壓迫，性格漸趨冷漠、寡情。人類為了追上城市化建設的步伐，不斷開發資源，一旦過頭就破壞了平衡。個人發展也如此，為了追求上乘生活，付諸各種努力，不顧自身健康，甚至不顧良心道義。而這些統統要受到報應。

　　馬伯庸將寓言化手法運用得非常到位，很好地推動了主題效果，增加了小說的含蓄性和文學性。相信馬伯庸不是為了要譴責某類人或某種觀念，他只是想喚醒初心。天子最后公布去除龍尾的鎖鏈，歸還自由，去留隨心，絕不勉強，如果要繼續留下工作，會合理安排時間，并破除一系列存在后遺癥的陳規。這就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真正的人與動物，社會與自然的大一統。這也是本書留給讀者的深切思考。

　　(《龍與地下鐵》馬伯庸/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