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銳的觀察與獨到的判斷——讀樊星《新生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古遠清)

　

　　擺在案頭上的《新生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我在春節時間斷地閱讀，是它讓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美好的夜晚。我對大陸新生代作家關注不多，但我可以感覺到這是一部規模宏偉、立論嚴謹、文筆生動的學術著作。

　　在當代文學史上，新生代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創作勁旅。對它作全面深入研究，尤其是從新生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立論，樊星是第一人。這本書不僅填補了當代文學研究的空白，而且對新生代今后朝著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方向創作，具有指標性意義。

　　研究新生代作家的文化品格，離不開20世紀末思想史的研究。樊星以前就出版過這類書，故他這本新著建立在厚重的理論積累上。對新生代作家如何在 20世紀末崛起，崛起后又如何展示出時代主題并且預示了未來的大趨勢，作者作了令人折服的論述。值得肯定的是，在研究范圍上，樊星沒有將新生代局限在“知 青族”上，而是擴大到更年輕一代，以此說明這些新生代作家如何與“知青族”、“五七族”這些文化精英一起為啟蒙主義呼風喚雨，為思想解放運動大聲吶喊。他 們雖然沒有過上山下鄉扎根農村的苦難經歷，但他們有自己的另類思想追求，尤其是在1986年，他們發表了許多宣泄苦悶與焦慮情緒的理論主張、藝術宣言和文 藝作品，由它們烘托出了非理性主義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不是宿命的力量，而是一種不同于李澤厚的時代力量，是商品經濟大潮鑄成了他們的夢想和憧憬。

　　為做好這一課題，樊星幾乎搜集了新生代作家的全部作品，然后分新生代文學與傳統文化、新生代作家與古典詩詞、新生代小說與古典小說、新生代作家 的“詩化”小說、新生代女作家的另類“詩化”小說、“新生代”文學與傳統神秘文化、新生代作家的“家園”情結、新生代作家的狂放心態、改寫經典不同境界、 “新生代”作家的方言小說、新生代作家的武俠小說進行論述。他通過大量的典范性作品進行的鑒賞和分析，使內容更加充實，更便于讀者把握新生代作家作品的文 化內蘊。

　　在體系的建構上，《新生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重點突出新生代作家的“當代性”與“中國性”。一般人認為，新生代與前代作家最大的不同是反叛傳 統，乃至在向西方看齊時將傳統放一把火燒光。也確實有這樣的新生代作家，但并不是全部。樊星認為，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呈現了多姿多彩的風貌，用反傳統去概括 他們的特色，顯然偏頗。無論是余華還是畢飛宇，他們與傳統文化都有割不斷的關系。該書條分縷析地論述了新生代作家如何從李商隱、李白等人的古典詩詞中吸取 養料，還從四大古典名著《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獲取創作靈感，乃至進行創造性的改寫。這些創作實踐，均證實了新生代作家既有橫的移 植，更有縱的繼承。梳理這種聯系，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揭示新生代作家在反傳統姿態與繼承傳統之間創作時的復雜心態，而且對于揭示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沖 擊下嬗變的某些新質、拓展當代文學研究的新思路和新的學術生長點，均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作者的深刻之處，還在于分析了新生代作家與尋根派作家發揚傳統文 化的不同特色，對這些作品內涵的重新挖掘然后闡釋傳統文化所作的成功嘗試，以及對傳統文化或理解、或嘲弄、或批判的復雜心態的分析。

　　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不應停留在作家創作現狀的追蹤上，或跟隨著作家在后面作些畫蛇添足的解說，而應比作家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在現象之上對創作規 律作出發現與概括，從而提出自己的“洞見”。尤其是新生代作家缺乏老一輩作家那樣豐厚的學養，其創作又處在不穩定狀態，為使他們更好地創作出無愧于偉大時 代的作品，更應對他們作嚴格要求。樊星是具有使命感與責任感的評論家，《新生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在展示新生代作家不同風姿的同時，作者更以自己的敏銳 觀察與獨到判斷，為新生代作家創作取得突破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使《新生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成為有學理深度的著作。

　　當代文學史有通史、斷代史與專題史這幾種�！缎律�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無疑屬于后者。雖然是專題史，樊星也力圖讓它具有“通史”的品格，從多 層次展現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實績和貢獻。像第九章《改寫經典的不同境界》，從散見的作品中擷取改寫經典或顛覆經典的范例，并按照嚴密的邏輯與結構，將其串聯 起來，對有定見的作品重新作出自己的評價，這在第三章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還有樊星對新生代作家的方言寫作尤其是武俠小說的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種客觀公正的 態度，如對慕容雪村的“川味小說”麻辣風味的概括、對盛可以的“湘方言小說”凌厲狠辣文風的定位，均可以體會到作者一絲不茍的治學方法、態度與境界，以及 創新的祈求、努力與心境。并不是每位新生代作家都可以進入樊星的法眼，也并不是每種文體都可以得到作者的青睞。這決定于評論家的學術追求、視野及取舍。能 得到樊星的肯定不易，能成為《新生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述對象，同樣很難。樊星這種嚴格選擇的治學態度，很值得新生代評論家借鑒和學習。

　　限于資料和書稿的殺青時間，樊星對新生代作家的研究并未達到窮盡的地步。未能將大陸新生代作家與臺港新生代作家進行比較，也是不足，但我們畢竟 從樊星的研究中看到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視界和新經驗。新生代作家能有樊星這樣的知音，應該說是他們的幸運。樊星在為下一代作家燃燈，新生代作家則為研究者傳 燈——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燃燈與傳燈，均會照亮整個文壇，同樣也會照亮當代學術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