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體》是孫頻的第五部小說集,封面上印著一行小字:“我的幾篇最生猛酷烈的小說”。這句話讓我想起作家蔣韻對她創作的評價:“也黑暗也迷人!薄昂诎怠贝蟾攀侵笇O頻寫下了一個又一個慘烈的故事,這些故事以極端的狀態呈現了人性的坍塌和塵世的凋敝;“迷人”大約是指孫頻總是試圖在廢墟和絕望之中重新編織關于“善”和“美”微茫的希望。用孫頻自己的話來說,這是“懸崖上的致敬”!锻w》這部小說集(筆者注:文中所有引文均來自這部小說集收錄的四部中篇,故不再一一標出)大體延續了這種風格,只是更為慘烈,也更為極端。
孫頻是個被貼過多種標簽的作家,“底層”便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因為孫頻所描寫的那些“黑暗”的故事比較符合知識精英關于底層的想象!锻w》里有這樣一句話:“除了妓女、民工、小販、剛畢業的大學生,在這棟樓里還住著更多隱秘的人群,逃亡的殺人犯、剛出獄的犯人,都在這里稍作休養!边@句話大體包含了孫頻創作中曾經涉及的各類人物,這些人通常以“城中村”或“地下室”作為棲身之地。例如,《同體》里的馮一燈居住于地下室:“晃蕩一天,黃昏接踵而至,馮一燈懼怕接下來的天黑。那地下室像大地上裂開的一道口子把他吸進去,她無處可逃!庇秩,《菩提阱》里康萍路則蝸居于城中村:“這種城中村的樓房根本不管采光問題,一棟和一棟之間甚至不超過兩尺,兩個人從窗戶里伸手都能夠著。屋子終年不見陽光,散發著青苔的霉味……地上全是她的行李包,豁牙一樣敞開著,露出內臟一樣渾濁的衣服。沒有衣柜……天花板上亮著一只昏黃的燈泡,把這屋子照得像尼姑庵一樣!睉K淡的日常、絕望的情緒都通過逼仄的空間傳達出來。然而,若把這些經驗僅僅理解為社會分層中的某個底層群體的悲慘故事,反倒是弱化了孫頻小說內涵的豐富性。
她的寫作觸及了近年來青年作家創作中一個很典型的敘事主題,即“城中村”(或“地下室”)!俺侵写濉彪m是城市現象,卻在根本上觸及“中國故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具體而言,“城中村”所涉及的種種經驗通常都會被處理成某個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群體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其實就是具體的制度缺陷或社會公正缺失在“虛構”層面的再次演繹,并在題材分類的意義上成為“底層”敘事的一部分內容。但這只是問題的表象!锻w》 這個中篇里寫到一個細節?灯悸分挥幸惶茁殬I套裝,她稱之為“戲服”,她穿著這套衣服穿行于“城中村”與“寫字樓”之間。這套衣服既使她區別于“城中村”的那些卑微、邊緣的社會群體,又能使她混跡于“寫字樓”并獲得身份認同的幻象:“每次看到樓下的那些妓女、嫖客、賭徒的時候,她都會像個烈士一樣凜然地地想,我是個做正經工作的人,我起碼是在寫字樓里上班的,我起碼是個正常人。想到這里,她覺得自己簡直是開在這棟樓房陰影里的一朵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連上樓的時候都大義凜然,是近于悲壯的!
正如文章開頭引文中提及的那些人物,每種身份的人群都對應著一種突出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當下中國體制結構性矛盾的種種反映。由此,“城中村”便成為中國經驗、中國問題的匯聚場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城中村”超越“底層”敘事所設置的社會分層和價值判斷邊界,成為“中國故事”的普遍性、豐富性的表征。
然而,熱切而直白的社會訴求依然不是孫頻最終的意圖!锻w》 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女人(馮一燈)對加害于他的男人逐步產生心理依戀并將其視為精神之父。故事的結尾,她為了保護這個男人毅然放棄了生命。充沛的細節、出色的精神分析,使得《同體》在表達社會訴求的同時,又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案例的精彩演繹!镀刑嶷濉防飫t講述一個屢屢被騙的女人(康萍路)最終成為龐大的非法傳銷組織的頭目的故事。這個組織的宣傳口號是:“每個人都是自己最大的陷阱”,很顯然這是對她自身苦難經歷的總結。由此,一個令人絕望的沖突在敘事中展開:一方面,是社會現實中“惡”的滋生和膨脹。另一方面,是敘述者孫頻試圖用“佛家四道”的救贖之說來解釋、寬慰康萍路的悲慘經歷。所以,在現實運行邏輯的碾壓之下,《菩提阱》 成為一個宗教救贖無望的故事。
孫頻自己認為《同體》這部小說集是“關于信仰”的,這與我的判斷多少存在著一些抵牾。這反倒是印證了解讀孫頻小說的多重可能性。(“女性寫作”是孫頻被貼上的另一個標簽。)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盡管現實因素構成了孫頻小說敘述起點甚至是其情節走向的關鍵因素,然而其文本意蘊總是向現實之外或現實以上的層面敞開了多種解讀的路徑。所以,這些“黑暗”的故事難以被類似于“底層”“女性寫作”這樣既定的批評概念所界定,反而修正、拓展、深化了概念的適用性。我想,這也是孫頻小說的“迷人”之處。
(《同體》,孫頻/著,文匯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