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念張一弓與《鐘山》的一次友情合作(徐兆淮)

———編余瑣憶：張一弓和他的中篇三連冠之作

　　作為年逾七十七歲的文人，退休十余年來，我自然喜歡與一些老友或聚會敘談或作家庭拜訪；作為一名有三十年編齡的老編輯，我還不時地關注那些有過組編發稿經歷的老作家的近況。每每看到他們有新作問世，或是遽爾離世，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寫些憶舊文字，表達思念之情。

　　2016年元月中旬的一天，偶爾翻閱《文藝報》，忽見報紙頭版刊有一則張一弓同志逝世的信息，我頓時愣住了，隨后便陷入長久的沉思之中。無論是作為他的讀者，還是獲獎小說的責編，我不禁連續幾日回憶起我與他從家訪到組約編發稿件的經歷與往事，搜尋他刊發在《鐘山》上的中篇三連冠之作 《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還有他與我的信件往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積多年編輯工作的經驗，我已然領悟到，一家地方文學期刊要想成為有全國影響的刊物，必須在不斷發現文學新人的同時，團結、聯絡一批有實力有名氣的作家；同時，我也逐漸體驗到，要想從京滬一流作家那里獲得一流作品，實在不容易。因而，我在組稿方向上作了一些適當調整：在盡力團結本省重點作家，并繼續加強京滬老中青作家的組稿工作之外，我又把組稿方向拓展到某些重點文學省份的重點作家，于是，陜西、湖南和河南等文學重鎮，遂成為我重點關注的對象。因而，陜西的路遙、賈平凹，湖南的古華、韓少功，便成為我的重點組稿對象。而河南正在走紅的張一弓、葉文玲也在我熱衷組稿之列。

　　作為一本在辦刊宗旨上有較高追求的文學期刊，我所供職多年的《鐘山》并非那類盲目追蹤名家、迷信大家的刊物，1983年我在赴鄭州登門拜訪張一弓之前，即已拜讀了他的兩部獲獎中篇成名作《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張鐵匠的羅曼史》，對張一弓的創作風格和思想藝術特色，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與理解。我認為，這實在是稱職編輯的必修課。

　　如今時過三十多年，我還清晰記得首次去河南鄭州拜訪張一弓時的情景。張一弓是以獲獎短篇小說《黑娃照相》而嶄露頭角于新時期文學思潮之傷痕文學潮頭的，隨后即以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張鐵匠的羅曼史》突破禁區，引領反思文學潮流，進而引起文學界的廣泛注意，吸引了國內一些有影響的文學編輯關注的目光。

　　我依稀記得，1980年前后，張一弓的年齡大抵介于王蒙、陸文夫等“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之間，他的人生經歷與創作道路，卻與他們大有不同。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從事過新聞工作并在政府部門工作多年，七八十年代又曾沉浸于河南災區，具有農村工作的特殊經歷，這使他的創作一出手便顯示了自己獨特思考和藝術表現的優勢所在。

　　那時剛任文學編輯不久的我注意到，張一弓的中篇小說確與同樣描寫農村題材的浩然、劉紹棠等作家的作品迥異，有著突破禁區的沉重災難意識，生動地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民重獲新生后情感的變化歷程。

　　1983年夏秋之際，我正是帶著對張一弓的這些印象，以 《鐘山》 編輯的身份赴鄭州探訪嶄露頭角令許多編輯十分向往的作家張一弓的。還記得，當時他家住在省委二區25樓3號。陪同我一起探訪一弓的，還有剛借來編輯部的工人作家李春光老兄。他也是河南人，當然也十分有興趣與我一同拜訪老鄉作家。

　　時年四十九歲正處于中年人生的張一弓待人特別熱情，在他的并不顯擺的家里，這位身材適中、面色稍顯黑瘦的結實的漢子，殷勤地為我倆泡茶，談他的人生經歷，更毫無保留地談他正在構思的幾篇小說的設想。這情形，頗似相談甚歡的朋友聚會。當我講到1970年前后，我曾在信陽、駐馬店地區學部“五·七”干校待過二三年的經歷時，我倆的交談就更像是文友和鄉親般的親切隨和了。臨別之際，一弓滿口答應明年年中為《鐘山》寄一中篇。

　　此次的鄭州之行，除了重點拜訪張一弓之外，我倆還特地看望了當時小有名氣的女作家葉文玲。記得這位浙江籍女作家特地請我和春光到她家吃飯，席間爽快答應為《鐘山》寫稿。果然不久，我就收到她寄來的一篇佳作，這令我對河南作家的熱情純樸留有頗為深刻的印象。

　　這次成功的組稿之行，讓我領悟到，文學期刊與名家的友情合作，主要不是看稿酬的高低，要價的多少，而是建立在編輯與作家之間是否有共同的文學觀念和友情溝通的基礎上的。因此，1999年慶賀 《鐘山》 創刊二十周年之際，張一弓又為我寄來了他的賀詞：“生活之樹常青”。我以為，這是對《鐘山》的祝賀，也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對生活的感悟。

　　1984年七八月間，一弓果然應約如期寄來了他的中篇新作，這就是《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

　　收到一弓寄來新作的那一刻，我既感謝一弓的應約守時，也為《鐘山》的讀者高興。讀畢新作，我更為一弓的成功新變和豐收在即而興奮不已，立即安排在1984年《鐘山》第五期“作家之窗”專欄上，以頭條位置予以刊發。同期還刊發了一弓的一篇創作談和一篇重點評論文章，及一弓的作品目錄。

　　在我看來，張一弓的中篇新作刊于《鐘山》“作家之窗”專欄，實可算是旗鼓相當、恰逢其時的友好和成功的合作。蓋因1982年前后創辦的《鐘山》“作家之窗”專欄集名家新作、創作談與評論于一體，熔作家創作與文學觀念(創作談)、文學小傳、作品目錄與評論界對該作家的評論于一爐，故而甚得作家和讀者的好評，亦為不少中文系師生閱讀研究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故而創辦不久，即受到文學報刊界的關注與好評，亦成為刊物吸引名作家目光的緣由之一。

　　據我所知，新時期以來，繼傷痕文學之后，所涌動的反思文學思潮大多是“右派”作家(如王蒙、從維熙、李國文、高曉聲、陸文夫等)所推動發起的，而一弓的前期作品，之所以能成為這股文學思潮的代表作，與一弓年輕時擔任報社記者、總編和行政官員，后又下放農村，從事縣級文化館工作，耳聞目睹過河南農民的生活情景不無直接關聯。

　　顯然，張一弓早期代表作，從《黑娃照相》到中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張鐵匠的羅曼史》，除了顯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酣暢淋漓的文筆之外，更見特色的乃是塑造被“極左”路線戕害的悲劇英雄形象，集中表現了作者對中國農民命運和農村面貌的關注及對變革時期農村生活的及時捕捉，從而在顯露出思想犀利、穿透力強的同時，又頗見理想主義的色彩，凸顯了現實主義的力度。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作家與編輯之間的聯系，通常是編輯上門拜訪，或以通信方式溝通，作家投寄稿件亦大多是通過郵局或航空郵件。就在這般困難的通訊條件下，拜訪約稿一年后，《鐘山》終于按時收到了一弓掛號寄來的中篇新作及一篇創作談和作品目錄，我和病中的春光都不由地對一弓從內心生發出一股感激之情。

　　當然，更令我倆興奮不已的還是急切讀罷這篇中篇新作后的感覺。我們高興地發現，這部中篇小說比之《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張鐵匠的羅曼史》，顯然又有了新的發展和新的元素。他讓我們明白，一弓畢竟不是那類滿足現有成就、重復自己的作家，他的創作正在發生新的蛻變，走向新的高度。

　　出于對一弓的感謝、對作品的喜愛，我也曾寫過一篇題為《致力于塑造農村新人的形象》 的短文，予以特別的推薦。短評中，既肯定了張一弓的創作不同于新時期其他農村題材作品的鮮明特色，也著重指出這一中篇新作某些不同于一弓以往作品的成功蛻變。在我看來，與其他作家描述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的新穎獨特之處，正在于作品既迅速準確地捕捉到當前農村的新矛盾新問題和農民心理變化的新信息，塑造出農村新人的藝術形象，又避免了寫中心寫運動和圖解政策的概念化傾向。

　　此外，在《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的創作中，張一弓在藝術表現方式上確也注入了某些新的元素，呈現出某種新的變化。作品里的矛盾并不像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 那樣尖銳突出，情節亦不像《張鐵匠的羅曼史》 那樣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筆調也由雄健豪邁轉為清新明快，色彩也由深沉凝重轉為樂觀明朗。

　　果不其然，《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在《鐘山》一經刊發后，立即獲得讀者和評論界的頗多好評。隨后，即在全國優秀中篇評獎中榮獲全國大獎，張一弓也創造了連續三屆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大獎的記錄。

　　只可惜，1986年前后，當《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頒獎之時，作為作品責編之一的李春光已經悄然離世了，他再也不能與一弓、與同為責編的我分享這份榮譽與快樂了。

　　如今，一弓也走了，作為編輯與文友，我自然忘不了他和他的中篇三連冠之作《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當代文學史更忘不了這位擅長描述農民形象，深刻揭示農村與農民精神蛻變歷史的不凡作家。他走了，卻為當代中國農村面貌留下了一幅幅難以忘懷、色彩斑斕的時代圖畫。是的，一弓委實應該在新時期文學史上，尤其是在表現農村題材的現實性和歷史感方面，占有屬于他的重要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