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小說的難度與超越——讀鐘兆云《我的國籍我的血》(傅翔)

　　我一向認為，歷史小說是很難寫的，難就難在歷史是真實的，而小說需要虛構與想象。當大量的史料記載指向一個真實可感的歷史人物時，留給小說家的 空間就微乎其微了，小說家的任務也就越顯艱難。當然，除去歷史固定在人物身上的偉大事跡與光環，歷史人物的所思所想與日常生活常常是空白的，而這便是小說 家大展身手的舞臺。如何寫出有血有肉的人物，讓紛繁復雜、枯燥生硬的歷史化為生動活潑、引人入勝的故事與傳奇？這就是歷史小說的難度。

　　鐘兆云以傳記作品成名，其創作的成就與勤奮是有目共睹的，他對歷史的執著與興趣也令人動容與敬服。當他把目光聚焦在臺灣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的抗日 斗爭時，他選取了李友邦組建“臺灣義勇隊”這一題材，洋洋50 余萬言，生動再現了70 多年前臺灣人民投身抗日、血薦軒轅、光復臺灣的可歌可泣的歷史。這一歷史題材足以填補我們在這一領域的創作空白。它不僅關涉閩臺關系，更是凝聚了臺灣人民 祖國向心力的愛國主義題材。如此一部充滿了正能量的歷史，如此一個偉岸的英雄人物，如何去寫？如何施展自己的拳腳？我想，鐘兆云肯定遭遇到不少難處與困 境。

　　李友邦與臺灣義勇隊肯定不是大多數人都熟悉的歷史，作者本來有充足的空間施展拳腳，但他卻本著對歷史的尊重與對人物的敬仰，放棄了更大空間的想 象與虛構。他力求從史實與資料的記載中蹚出一條小路來，小心翼翼地還原歷史與人物的本來面目。這種形象當然更接近于正史，接近于我們從史實中得到的印象。 因此，作者的追求也就昭然若揭，也無可厚非。這是一位嚴肅的傳記文學作家，他依然以一種近乎于傳記的筆法在闡釋著對歷史人物的理解與尊重。正如司馬遷的 《史記》一樣，如“鴻門宴”等眾多歷史事件的記載與人物的傳記就堪稱“小說”，它繪聲繪色，充滿文學的魅力。但它依然是歷史，因為它是真實的記載與還原。 而《三國演義》就不一樣，它文學的色彩更濃，虛構與演義的比例更重，人物更加鮮明突出，甚至突破了歷史的疆界。從這點來說，鐘兆云的寫法更接近于《史記》 的嚴謹與還原，而非《三國演義》的放縱與虛構。

　　這實際上牽扯到一個人對歷史的認知與理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對同一段歷史、同一個人物，不同時代的人也有著不同的理解與認識。再者， 重讀歷史，我們更多的企望可能在于以史為鏡，借古喻今，藉史抒懷，澆心頭塊壘。這便是從歷史的維度觀照現實，從今天的視角、今人的眼光去重新解讀歷史。讓 歷史映照當下，給今人啟示。歷史小說存在的意義很大程度上便源自于此�！段业膰�籍我的血》顯然也有著這樣的企圖與期許，但這種期許更多是一種意識形態上 的，是一種飽滿的正能量。作者的熱血與感情由此可見。

　　當然，歷史小說之所以難寫，最關鍵的還不在于把紛繁復雜的史料化為自己的敘事，也不是如何還原那一段歷史，而是在于如何講述故事，并在故事中塑造人物。沒有一個好看的故事，沒有一個與讀者同呼吸、共命運的人物，小說還是很難站立得住的。

　　在《我的國籍我的血》中，鄭中原、鄭華美、程雪花等虛構的人物顯然傾注了作者更多的喜愛與情感，他們的形象也因此更豐滿，更感人，顯得生動與可 愛。胡天仇、杜鵑、宋潔、王正南等人物，雖然著墨不多，也都各有千秋，直見性情。相較而言，歷史人物李友邦、嚴秀峰夫妻的塑造就相對謹慎，更多制約于史料 的記載。李友邦的形象也更多地停留在歷史與客觀的維度，從而缺少了鮮活的情感內涵。在黃紹竑、陳儀、張治中等歷史人物身上，作者信奉的也是史實與記載。作 者秉承的正是這種嚴肅的歷史觀，無意于隨意捏造與想象英雄人物的情感與生活。

　　但是，小說就是小說。雖然歷史小說要尊重歷史，但塑造人物還是首要的。歷史說到底是由人創造的。個體的人可以改變與推動歷史，歷史也常常無情地 淹沒個體的存在。這些被歷史車輪淹沒的或渺小或偉大的人常常便是小說的使命與空間。如何揭開個體人物命運與歷史的偶然、必然之間的隱秘聯系，如何打開個體 人物在歷史面前或喜或悲的宿命，這才是我們小說家努力的方向。所以，小說更關注的常常不是歷史，而是歷史背后的人，以及這個人折射出來的思想與意義。因為 人物的命運、人物的情懷、人物的思想才是小說的命脈所在，寫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才是小說的根本目標。小說的力量在于：重新發現與解讀歷史，見人之所未 見，聞人之所未聞，力求耳目一新，力求振聾發聵；或者通過某個人物的塑造，讓讀者為他哭，為他笑，同喜同悲。

　　顯然，《我的國籍我的血》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小說樸素自然，真實感人，不少細節令人熱淚盈眶，難以釋懷。特別是在表現李友邦這個人 物以及臺灣人民抗日這一歷史題材上，它的意義是很顯著的。面對作者的勤奮與艱辛，面對作者的追求與目標，我實在不想饒舌小說的理想，也無意過多苛求人物的 追求，只想再一次表達對作者的敬重與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