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對伊斯坦布爾的激情，讓人想起老舍對北京的文學懷舊(劉大先)

　　一代一代人像潮水一樣地來去，融匯進伊斯坦布爾的潮汐之中。觀看與體驗城市的細節閑筆，才是這部小說打動人心之處。

　　《我腦袋里的怪東西》 　　奧爾罕·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小說從其誕生起，天然的主角就是平民和小人物——他們不再具有神性氣質或者能夠左右磅礴的政治與社會進程，而是日益世俗化、現代化的體系性結構中的有機組成分子和疏離性因素，無論是順從還是叛逆，他們都無法擺脫社會的籠罩性的整體背景存在。因而，任何流派與風格的小說，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式……底色都是現實的，它不可能塑造出某個超然于實在層面的主導性英雄。這在帕慕克的 《我腦袋里的怪東西》里表現得尤為突出：精神性的因素逐漸降解，普通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下層民眾更關心現世生活，即便有著精神需求，但日益被歲月所改造，有時候僅僅是活著本身就讓他們精疲力盡，以至于那些超越性的欲求在生存掙扎、辛苦輾轉中逐漸消磨損蝕。

　　這部以伊斯坦布爾小販麥夫魯特一生為主體的小說，帶有擬自傳色彩。這個小人物的經歷盡管不乏某些頗具浪漫意味的片段，但他的苦心經營只是個人的辛酸與努力，總體而言稱得上波瀾不驚，因而很難呈現出早期現實主義小說那種情節中的戲劇性沖突。就像人類學家費希爾發現的：“游記和民族志成為探索‘原始’世界的形式，現實主義小說成為探索早期工業社會中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和自我的形式，少數族群自傳和自傳體小說也許可以成為探索20世紀晚期多元化的后工業社會的關鍵形式”。這部橫亙1968年到2012年的大部頭小說，其實就是一個伊斯坦布爾城與人的傳記和生命史。

　　帕慕克對于伊斯坦布爾物哀式的激情，讓人聯想起老舍對于北京的文學懷舊———傳統飲料缽扎之于伊斯坦布爾就相當于 《四世同堂》 里的胡同之于北京。初入城的麥夫魯特就像老舍筆下那個人力車夫駱駝祥子，他們共有著勤勞、純樸、善良的品質。麥夫魯特喜愛城市，因為城市是一個讓很多有趣事物在同一時間上演的地方，而且一個比一個值得觀看。少年時代的麥夫魯特在伊斯坦布爾販賣酸奶和缽扎，在懵懂的欲望中尾隨過一個陌生女人。因為城市與鄉村的不同，在城市尾隨女人其實是一個有思想，日后也可能成大事的人，身處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可能感到孤獨，但是讓城市成為城市的東西也恰恰是這種能夠在人群中隱藏自己頭腦里的怪念頭的可能。

　　麥夫魯特像祥子一樣，充滿樂觀和熱情地希望獲得城市的認可，“他用小卡車把缽扎原釀運到缽扎小販所在的街區，回到家他一邊想著怎么給拉伊哈寫信，一邊加糖和香料調制晚上出去叫賣的缽扎，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間他在卡爾勒奧瓦餐館當服務員，三點到六點間他去給老顧客和跟卡爾勒奧瓦類似的三家餐館送帶奶油的酸奶，然后回到家一邊想著要給拉伊哈寫的信一邊稍微睡一會兒，晚上七點再去卡爾勒奧瓦餐館當服務員，在餐館干三個小時后，也就是當喝醉的人、憤怒的人、不耐煩的人、喜怒無常的人之間的爭吵即將開始時，他脫下制服走進寒冷黑暗的街道去叫賣缽扎�！边@種忙碌與消耗似乎并沒有讓他疲倦不堪，但是與祥子不同的是，祥子的干凈、利索、神氣有一種資本積累上升時期的奮斗精神，而麥夫魯特只是與世沉浮，他是一個隨性的人，一個自然人，而并沒有成為一個城市里全然追求上升的理性“經濟人”。這樣一個按照本能來生活的人，生機勃勃地努力，對生活充滿盼望的同時，顯示出了顯而易見的顢頇，也正是這種顢頇讓他將最初的純樸與善良保持始終，沒有像祥子一樣走向個人主義的墮落，而是個人主義式的和解。

　　在這種和解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帕慕克本質上是個保守者。像麥夫魯特一樣，他試圖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地做一個中立者，來呈現成千上萬城市平民的生活空間、情感訴求和精神世界。小說情節的起始時間是1968年，這正是一個全球革命的時代，但在下層青年那里只是被動地卷入其中。麥夫魯特徘徊在朋友和堂兄弟之間———他們后來都成了資本主義企業的雇傭者，而解決他們之間矛盾的方法是“愛”。因而雖然這是一部按照生命自然時間順序進行的敘事，卻抽離出1982年麥夫魯特與第一任妻子拉伊哈的私奔為開頭，反諷的是，拉伊哈并非是他心目中追求的對象薩米哈，而是其姐姐，但他接受了這個被掉包的姑娘，并且在后來的日子里深愛上她，與之相濡以沫。這是麥夫魯特一生最為革命性的事件，開頭即是結尾，他那么容易跟生活妥協，最后經歷人事顛簸、命運摧折之后也終于在伊斯坦布爾獲得了一套 (實際是半套) 單元房的安身立命之所，雖然他在妻子死后終于與薩米哈結婚，依然懷想的是青年時代的陰差陽錯的愛情。

　　上學時候，聽到校長法澤爾先生說“良好的教育可以消除貧富差距”，少年麥夫魯特不免還有些疑惑，校長這么說，是想告訴窮學生“好好讀書，如果畢業了，你們也會富起來”，還是想說“如果你們把書讀好了誰也不知道你們有多窮”？　但這種朦朧的不滿，很快在生活的重壓下銷蝕無存。像麥夫魯特那樣的一些人，一開始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坐在教室后排對于他們來說就是厄運的事實，就像一些窮人直到生命結束才明白他們永遠不會富有一樣，你經常去努力和失望之后才看清痛苦的真相�！按_定社會生活的重要指標，來自人們之間的差異，而不是相似之處”，但最終不同的人們都像麥夫魯特接受愛情的陰差陽錯一樣，接受了命運的陰差陽錯，殊途同歸地泯然眾人，只能在資本的操縱下載浮載沉。這是帕慕克的思想真相，他借一個神秘的城市漂泊女性之口說出來：讓這一千萬人聚集在伊斯坦布爾的東西，是生計、利益、賬單和利息，但只有一樣東西支撐著這茫茫人海中的人們，那就是愛。

　　這種抽象的、庸俗的“愛”成為普通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堵塞了帕慕克走向思想者的道路。比如他輕易放過了阿卜杜拉赫曼家姐妹的性別意識覺醒，拉伊哈明白自己在家里既是日工，又是用人，還是三輪車餐館的廚師和缽扎的調制師，維蒂哈與薩米哈竭力爭取自己作為女性的獨立自主，但她們都無法走出既定的命運。帕慕克在描摹生活，并沒有想要超出于生活本身的欲望，他讓生活在現代化城市又有傳統宗教信仰的人內在緊張與搏斗消弭無形，無法走出既定的生活方式。麥夫魯特在城市街道上行走販賣缽扎放松自己的心靈，實際上是對可能性生活的逃避。他是一個多情善感、想象力過剩的小販，但內心生活豐富的人往往在實際生活中無情無義并且顯得冷漠和遲鈍———因為他們過于沉溺于精神自省與反芻，因而無力行動，只能隨波逐流。

　　各種新興公司、房屋建筑、現代設施像潮水一樣，漫過了伊斯坦布爾的山谷坡頭，一代一代人也像潮水一樣地來去，融匯進城市的潮汐之中。觀看與體驗城市的細節閑筆，才是這部小說打動人心之處。麥夫魯特在伊斯坦布爾生活了幾十年，隨著新路拆遷，樓房、廣告、店鋪、地下過街道和過街天橋的出現，他感到傷心，因為他在這20年里熟知并習慣了的城市消失了，而與此同時，他更多的感覺城市在為自己改變，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長滿青苔的老城墻，雕刻有漂亮字母的老飲水池，飽經侵蝕而彼此斜倚的老木屋，仿佛全都被摧毀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新街道、混凝土房子、霓虹燈、商店、公寓樓，而它們的出現也仿佛是為了把這些地方變得更加陳舊、可怕和費解。城市仿佛不再是一個他熟悉的地方、一個寬敞的家，而變成了一個沒有神靈的地方，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隨意在此無限添加混凝土、街道、天井、墻壁、人行道和商店�！痹谶@樣的城市體驗當中，腦袋里的怪念頭最終都成為正常的念頭，無跡可尋地遁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麥夫魯特曾經在泥濘的雨天艱難走過的街道，40余年間流水般一晃而過，他的一生也在時間的長路上流水般一晃而過。他在城市里看到人們表現出的匆忙、粗俗和浮躁，因而喚起了內心對于宗教的歸屬感。個人觀點是對的，官方觀點也是對的；內心的意愿是正當的，口頭的意愿也是正當的，這就意味著那些出自廣告、海報、掛在雜貨店櫥窗里的報紙以及墻上的文字多年來所訴說的那些話都是真實的：他就這樣完成了理念與現實、怪念頭與現實之間的融合為一。夜晚游走在城市的街道讓麥夫魯特覺得暢游在自己的腦海里，他自己腦海里的光亮和黑暗猶如城市的夜景，他沖著空蕩蕩的街道叫賣著“缽———扎”，就像老舍 《斷魂槍》 結尾沙子龍說的“不傳不傳”，就像 《茶館》 最后常四爺、秦仲義、王利發撒起紙錢，“祭奠祭奠自己”。也許，帕慕克在麥夫魯特的生命史中也是在祭奠自己知識分子的那些怪念頭吧。

　　(作者系文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