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藝高峰的來臨有兩個重要憑借,一是藝術家要嘔心瀝血拿出真正高質量的作品來,一是文藝批評家要有眼光發現優秀的作品,并有勇氣為之鼓與呼。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對文藝批評的反思比較強調敢于對庸俗的作品說不,其實能夠為優秀的作品叫好也考驗批評家的水平、境界與擔當。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般來說,進入一個時代視域的文藝作品總是具有諸多共通性的,因此要分析他們的問題,僅僅從共通性的角度就可以說出所以然,因此若無其他世俗的因素干擾,大體上是比較輕省的。但是要選擇出優秀的作品,并要認真地說出它的優秀之所在,就不可能僅僅根據共通性,而必須進一步指出它的特殊性,它的高于其他作品的特性。這就需要批評家有更高的水平和境界了。
文學家李健吾說過:(文藝批評)與其說是法庭的審判,不如說是科學的分析者。法庭的審判,只需要根據法律的固定的條文,去做是非輕重的判斷?茖W的分析則要復雜得多!八粌H僅是印象的,因為他解釋的根據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證別人一個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謂靈魂的冒險者是:他不僅僅在經驗,而且要綜合利用所有的觀察和體會,來鑒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隱秘的關系!崩罱∥嵴潜局@樣生命的本真體驗去真誠地面對作品的。上世紀30年代,曹禺的《雷雨》上演后,引起諸多爭論。當時一位著名的理論家認為,由于曹禺不具有先進的世界觀,不能正確地解釋悲劇命運的根源問題,陷入不可知論之中,造成了創作上的失敗。李健吾提出:“這出長劇里面,最有力量的一個隱而不見的力量,卻是處處令我們感到一個命運觀念!边@種命運不是什么神秘的宿命,而是人物所處的環境和人物性格。為此,他比較早地指出:“《雷雨》是一出動人的戲,一部具有偉大性質的長劇!睔v史證明了李健吾的眼光。
要發現優秀的作品,批評家必須要有等同于甚至高于作品的理論和道德境界,才能得出客觀的結論。1993年,小說《白鹿原》出版,轟動一時。圍繞《白鹿原》的爭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997年茅盾文學獎的評獎中,有人提出《白鹿原》有意識形態問題。因此,一個關鍵的問題考驗著批評家:如何破除意識形態的緊箍咒,從現實主義文學的整個發展坐標中,給《白鹿原》一個準確的定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陳涌挺身而出,他經過認真地剖析和鑒別,認為《白鹿原》不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不僅如此,他還不無激情地指出:“《白鹿原》的現實主義力量之強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在于他對封建的倫理道德、封建的綱常名教的揭露比許多別的作家都更深刻,對封建倫理道德、封建綱常名教給人民造成的苦痛,對它麻痹、腐蝕、瓦解人民的革命意識,以致成了人民覺醒的嚴重阻力等等,他在這些方面比許多別的作家表現出更強烈更激動人心的義憤和憎恨,他的批判的聲音比許多別的作家,更深沉,更激烈!闭沁@樣堅實有力的評價為《白鹿原》的廣泛接受提供了理論支撐。
一個堪稱時代高峰的偉大作品的出現,還考驗著批評家是否可以站在時代巔峰上,對歷史潮流的把握,對引領時代風尚的擔當。在這一方面,俄羅斯偉大的批評家別林斯基是一個十分生動的例子。別林斯基對19世紀上半期的俄羅斯而言,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藝評論家,而是思想和文化領域的靈魂人物和精神導師。他對當時社會思潮的引領主要是通過藝術批評的活動實現的。1841年果戈理《死魂靈》發表后,俄羅斯斯拉夫派知識分子肆意進行攻擊和毀謗,認為在任何一種人類語言中都沒有寫過比這更糟的作品。別林斯基則高度贊揚“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實中再現生活”的“自然派”,并認為《死魂靈》是“俄國文壇上劃時代的巨著”,是一部“高出于俄國文學過去以及現在所有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同時又是高度藝術的作品”!端阑觎`》所代表的傾向,代表著俄羅斯文學的正確的方向,這就是后來被命名為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別林斯基還對當時新起的“自然派”作家赫爾岑、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創作都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和精確的評價。這就使得俄羅斯文學走向了更加同情底層人民,更加批判沙皇和農奴主反動統治的民主道路,使得俄羅斯文學成為民族教育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武器。
從根本上來說,對優秀作品的發現和推崇,構成文藝經典化過程的重要動力。這種經典化的過程不少時候是超越批評家和文藝家的時代、生命和知識局限的。19世紀英國批評家德·昆西論詩人華茲華斯的經典化進程有段名言:“1820年之前,華茲華斯的名字給人家踩在腳下;1820年到1830年,這個名字是個戰斗的名字;1830年到1835年,這已是個勝利的名字了!币虼,我們要站在當代的立場上,從文藝創作的高原上挖掘出時代的經典,凸顯出創作的高峰,是要接受很多考驗和挑戰的。我們可能因為缺乏更深邃的眼光,高估了我們的成就,我們也可能因為缺少足夠高遠的境界,低估了一些作品的力量。但是這種在萬象混雜中探尋和鑒別的艱苦過程也許恰是文藝批評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