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非虛構作品，記錄時代新舊交替(黃德海)

　　自《人民文學》2010年開辟“非虛構”欄目以來，非虛構文學便在中國風行開來。因為20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以非虛構為寫作重心的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由此引發的震蕩波，中國早已有之，于今為盛的非虛構文學，又掀起了一輪熱潮。而中國社會正經歷漫長的新舊交替時代，非虛構的寫作，必定在這交替里產生，并為這交替寫下見證。這些見證，或將讓我們看見自己的生活。

　　漫長的新舊交替——2015年非虛構文學綜述

　　黃德海

　　一

　　自《人民文學》2010年開辟“非虛構”欄目以來，非虛構文學便在中國風行開來。不用說幾乎是現象級的梁鴻《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即便是書寫歷史風云舒卷的阿來《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相對另類的李爽《爽》，引人憂思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清麗可人的李娟《羊道》，都能引起人們特別的閱讀感受，各雜志也開辟出與非虛構相關的欄目，如《收獲》的“說吧記憶”、《當代》的“往事”和“紀事”、《花城》的“家族記憶”、《讀庫》和《時尚先生》里的各類文章等等。及至2015年下半年，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以非虛構為寫作重心的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因為諾獎的震蕩波，中國早已有之，于今為盛的非虛構文學，又掀起了一輪熱潮。

　　沒有一個固定年份的起訖，會讓事物截然二分，因此，在開始2015年的非虛構綜述之前，讓我們先回到2014年。這年7月，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出版。在這本記述作者經歷的九十九次死亡的書里，寫有各種各樣人的死亡，老死，病死，橫死，處死……從孩提開始，死亡就悄悄來臨，“這像是一種暗中的挑選……出天花、湯火關、落樹、蛇咬、瘟(溺)死、掉魂，都是挑選的手段，命運像是一副巨大的篩籃，只有那些躲過了篩眼，留在篩子里面的孩子能夠存活�！�(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版，序)不只是人，還有樹的死，熊的死，狗的死，各種動植飛潛的死，各類物品的消失……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蛟S是因為對死的鄭重，這本書有顯而易見的抒情氣息，仿佛面對命運的、有分寸的嘆息，重了，怕驚擾了逝者，輕了，又不能達成安慰。

　　不過，生與死的界限，在這本書里也沒那么明顯，所有的死者，在此之前都是生者，他們有自己的喜怒哀樂，跟所有生者的喜怒哀樂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而那些更早逝去的人，也化為鬼神，庇佑或干擾著這個他們曾經生活其間的人世。鬼神究竟有沒有，誰也不知道，所以孔子有“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作者呢，也不置可否，或許“走運的人、火眼高的人，鬼就不敢來沖犯；不走運的人，火眼低的人，鬼就找上了。一般人年輕的時候火眼都高，所以老年人給年輕人說鬼，沒有幾個相信的，要等到他們自己老了，就和鬼神的世界漸漸親了。六七十歲的老人，其實已經有一半活在鬼界了” 。

　　這鬼神的世界稍一擴展，我們看到的，就幾乎是一個因果牽連的世界。外婆老了，幺舅很冷漠，后來竟用橘子噎死了之。外婆過世之后，“幺舅接連遭了兩次災星：一是他得了傷寒，倒床一個多月；二是有一晚上，他在外婆原來住的房子里睡覺，加了火門窗關得死死的，結果煤氣中毒了，口吐白沫，弄到衛生院好容易救轉來。這兩件事情發生以后，幺舅爺到外婆墓門前去了一趟，燒紙，懇求外婆保佑�！比欢�，幺舅終于沒能免于責罰，他去跑摩的，“兩輛大車一上一下，他在拐彎的時候超車，抵到了兩輛車中間，夾得極死” 。這樣鬼神參與、報應不爽的事，在這本書里所在多有。只是，讀過后我們或許會明白，鬼神存在可以不論，但對鬼神的存在相信與否，對因果牽連的相信與否，在在影響著活人的世界。

　　其實也未必全勞鬼神，攤開看人的一生，差不多也是一次因果之鏈的循環。安爺爺出身地主，沒有野心，雕章刻字，賴以存身。一個貧農姑娘看了她寫的春聯，主動要求嫁給她，也就有了幸福，有了兒女。不幸她早早離世，安爺爺拉扯大兒女，由兒子陪同，去了西安，“待在碑林里，費掉三張門票。他終于看到了兩本書上的草字，還有更多字帖的來處”。安爺爺去世后，我去跟刻碑的王恒利了解他們的交誼，“王恒利卻忽然哭起來了，說袁仁安還有這么個孫子，想著訪問他的事情，將來寫下來”(同上，第85頁)。也算得了安慰。仿佛都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不過是平淡的一生吧，卻也略有波瀾，在亂世里，能經受幸福，獲得過滿足。在人與人密集的關系縫隙里，在斗爭如火如荼的時代，安爺爺算是逃過了厄運，避免了極度的不幸。如果說因果，這平淡換來的近乎幸福，也可以算是因果給予的報償了。

　　如此以來，即或有忤逆，鄉村的生活，也近乎安穩了，卻并不是。在這里，人情薄如紙，人命如草芥，那些塵肺患者，那山洪中的少女，街上的瘋子，被槍斃的小偷，棚屋里的幼女，吃觀音土脹死的鄉親，溺死在糞池的嬰兒，被掐死的孩子，被生父強奸的女兒，被塞在便槽里的普法青年……都提示著我們，這不是無論魏晉的桃源，書里寫的，更常見的是舊秩序的崩塌，那些參與了人世生活的鬼神和因果，也差不多是舊秩序的殘留，并不是新體系的產物，甚而至于對現實的關心，也浸染著作者的筆，內里的心疼，慢慢滲透出來。這一點，從袁凌2015年新寫的幾篇文章里，可以看得更加明顯。除《被叫走的母親》還有對舊秩序的嘆惋，此外的作品，不管是《他吸完最后一瓶氧氣，沒有等到新年》、《在悲痛最深邃處尋找寧靜》，還是《礦工雪夜逃生記》、《一個現代隱士的偶然死亡》，甚而至于《上訪一輩子的美麗女人》，都是對新體系建立中被遺漏者的命運的憂慮、無奈，甚至痛惜。

　　對消亡和即將消亡的一切的懷念，對新體系建設中個體命運的擔憂，是很多作品的主題，如馬宏杰《最后的耍猴人》，如申賦漁的《匠人》�！蹲詈蟮乃：锶恕飞钊胍粋�個具體的耍猴人身邊，關注他們的辛苦與堅韌，也對他們遭遇的不公深懷同情，把一個即將消失的群體，用文字呈現出來�！督橙恕穭t具有明顯的哀婉氣息，書里寫到的瓦匠、篾匠、豆腐匠、扎燈匠、木匠、剃頭匠、修鍋匠、雕匠、花匠、鐵匠、雜匠、裁衣、教書匠、稱匠、織布匠，或者已經消失，或者行將消失，或者早就失去了這個名稱的本來意義，變成了新體系的一環，流水線的一角，不再有手藝人那種自足的質感。作者寫這本書，仿佛也是為了懷念：“那些不復存在的匠人們的臉，一次次地出現，一次次地把我拉回到那個已經消失了的年代�！� (申賦漁，《匠人》，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5年6月版，前言)

　　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

　　二

　　2015年，抗戰題材的作品大量涌現，粗略來分，可劃為全景式作品和個人性作品。全景式作品，或書寫抗戰的全局，如王樹增的《抗日戰爭》；或抗戰某一方面的總體情形，如李延國和李慶華的《根據地》、徐錦庚的《臺兒莊涅槃》、孫晶巖的《北平硝煙》、李林的《雪沃東北：民族英魂88旅》、彭荊風的《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等；或抗戰中某些少為人知的角落，如章劍華的《承載》、王龍的《刺刀書寫的謊言》、高建國的《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鐵流的《一個村莊的抗戰血書》等。作品太多，不能遍舉，要說的，是這些作品，或從全局宏觀書寫抗戰，或從某個局部全景展現抗戰細節，或在某個范圍內發掘抗戰傳奇，都從某種意義上重新讓人回到那個艱難時代，并在這艱難中展示了抗戰軍民捍衛國土、浴血奮戰的榮耀。

　　王樹增《抗日戰爭》，三卷，180余萬字，是作者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走訪親歷者的結果。該書大處著眼、小處落筆，牢牢把握住抗日戰爭的各關鍵時段，卻又從各時段的上下四旁入手，全面展示了戰爭的起因、發展、結果，并始終貫穿著有血有肉的人物，書寫飽滿而生動。因為忠實材料和貼近人物，作品部分擺脫了以往抗戰敘事中常見的意識形態偏見，回到人物行事的具體，把抗戰中形勢的轉換、局面的復雜，參與抗戰、為抗戰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物，包括他們的英勇和猶疑、勇敢和偶爾的怯懦，對抗戰持不同看法者的思考，都一一寫進書里。這樣的書寫方式，既能看到了抗戰的艱難，也較為全面地展示了人物在戰爭中的表現，讓人感受到抗戰榮耀的同時，也在宏大背景的對照下，對具體人物能產生同情的了解。

　　該書的序章《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討論日本侵略中國的邏輯。在受到西方列強的劫掠之后，日本人產生了奇怪的“補償論”：“在強國面前，隱忍所有的屈辱和損害，同時向弱國動用武力，把在強國那里的損失——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統統補償回來�！边@樣的選擇，違背了常理，“常理應該是：受到劫掠，弱者順從屈服，強者奮起反抗，兩者必選其一。而日本兩者都沒有選，不去劫掠者那里討回損失，卻去劫掠別人以挽回損失” (王樹增，《抗日戰爭》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6月版，第5頁)。這個奇怪的邏輯背后，是世界新舊秩序交替時國家道德觀的混亂。這種國家層面的混亂狀況，落實下來，就是殘酷的得失成敗，如日本這樣，把整個中國拖入一場殘酷的戰爭，數千萬人的生命，就葬送在這里。

　　這個戰爭的結果，看起來讓人瞠目：“戰爭徹底破壞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經濟建設，日軍對中國不設防城鎮的轟炸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中國多數的城市成為一片廢墟，廣大的城鎮成為一片焦土。窮兇惡極的日軍，鐵蹄所至肆意燒殺搶掠，其行為之野蠻殘暴和滅絕人性，導致中國人民所遭受的戰爭蹂躪之悲慘酷烈程度在世界戰爭史上絕無僅有……” (《抗日戰爭》第三卷，第562頁)日人一炬，可憐焦土。如此殘暴的破壞，如此慘烈的戰爭，讓中國人自晚清開始慨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更有了刻骨銘心的鐵證。

　　陷入戰爭的漩渦里的人固然要決死一戰，而這戰爭動蕩波及的人們，其命運，也不可避免地被沖擊、被改變了。有關這一部分的文字，不妨稱為關于抗戰的個人性書寫。其中較為特殊的一種，是張雅文的《與魔鬼博弈——留給未來的思考》。這本書把視野擴展到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寫了中國、德國、日本等多位反法西斯者的具體故事。他們超越了簡單的民族劃分，勇敢地“站在了良知和人性一邊”，讓作品在殘酷的戰爭中寫出了人性中共通的善良。劉梅香口述、張哲執筆的《梅子青時——外婆的青春紀念冊》，主體部分也是抗戰八年，外婆當時就讀的湘湖師范曾七遷校址，飲食困難，衣不蔽體，還要經受大量身邊人死亡的折磨：“這次轟炸不光死了七個人，還有三四十個人受傷……輕傷的人被轉到松陽縣里的衛生所，而那些尸體，據說血肉模糊，有的肚腸都飛到樹上掛起來，是膽子大的老師和同學一捧肉一捧肉運出去埋掉的�！�(《梅子青時——外婆的青春紀念冊》，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版，第105頁)。李彥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書》，則從一個側面，勾勒出了白求恩不為人知的一段情感生活，而這人性豐富復雜的部分，是在全景式的抗戰書寫中少見的。前面提到的《匠人》里那段鐵匠的告發事件，也與這場戰爭有不可分割的聯系。而在這類文字中最曲折細微的，則是金宇澄的《火鳥——時光對照錄》。

　　《火鳥》的敘事非常耐心，一面是作者的敘述，一面則是引用筆記、傳聞、口述歷史、父親的日記、書信，兩者彼此映照，有時互為說明，有時互為補充，有時又顯得互相矛盾。就在這樣的參差對應之中，文章進入了塵封歷史的后宮，撬開了人性的諸多幽微之處。文中有一細節，看后頓覺驚心動魄。1937年，日軍途徑黎里鎮，卻無從駐扎。黎里鎮的“維持會”迫于平望日軍壓力，決定送幾個最無親眷的尼姑到平望交差——“遠遠就聽到女人哭聲，鎮里人人曉得，是幾個尼姑的聲音，一艘菜販小船要送這幾個女人去平望了，哭聲越來越響了……天落無窮無盡細雨，小船一路搖，尼姑一路哭，漿聲哭聲，穿進一座接一座石橋洞，朝鎮西面慢慢慢慢開過去……這是啥世界？！”(《火鳥》引文，均自《收獲》2015年第5期)沒錯，讓人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同樣的無助無告，卻又因為交待和描寫得少，反比《羊脂球》多了些什么，那漿聲伴隨的哭聲，把人性里無明籠罩的殘忍和尼姑們的無奈，勾畫得異常清晰。

　　作品里還寫到了女作家關露。關露，1932年加入“左聯”，同年入黨。1939年，潘漢年讓其到汪偽機關做策反工作，對外不得對“漢奸”身份有所辯解。1943年，至日本出席“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欲治其“漢奸罪”，組織將其調往解放區，不久即遭“漢奸罪”隔離審查，就此患精神分裂。1955年受潘漢年案株連入獄兩年，1967年又被關入秦城監獄，1982年3月平反，同年10月自殺。這段話，幾乎是全文照搬，逸筆草草，卻寫出了某種可怕的真實，讓人感嘆時代的不仁，造化的弄人。

　　這當然不是偷懶，已經講過了，金宇澄的敘事非常耐心。關露命運中的罅隙，《火鳥》的主體部分，即作者父親自少至老的遭際，填補了進去。全面抗戰爆發，父親進入中共秘密情報系統，自此驚擾不斷，并于1942年被日本憲兵逮捕。雖然并沒有叛變，可隨后的歲月里，仍然被自己人審訊，最和緩的結論是“被捕后表現消沉”與“極不負責”，真可以說是，“禍患踵至，幽明互映，是這代人‘不勝扼腕’運命的尋�！�…”那些平常的人間事，那些普通人的喜怒哀懼，如積蘚殘碑，揉在這命運的主線索里，作品也就撬開了人性與時代交織中的縫隙，把滿滿的命運之感，寫了進去。

　　1967年，十五歲的作者問四十八歲的父親，“當年他為什么不做工，不做碼頭工人，不到煉鋼廠做學徒，或者拉黃包車？如果這樣，我家肯定不會多次被抄，就是安穩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成分了……”這質問，也在提示著我們，那個已經被戰爭轟炸得千瘡百孔的舊秩序，還要經受更多的磨礪，人免不了在其中翻滾，而更新的秩序隆隆的巨人腳步聲，早就聲聲入耳。

　　閻海軍《崖邊報告：鄉土中國的裂變記錄》

　　三

　　先從《匠人》的一個故事講起。1958年，生產隊派了兩個人，帶了繩子和鐵鍬，把各家各戶的銀杏樹挖了，栽到很遠的公路邊上。爺爺心疼自家的樹，怕被弄死，就陪來人一起去載好。1962年，風潮過去，人們去公路邊把自家的樹又挖回去。移過去的時候，樹死了一批，移回來的時候，又死了一批，爺爺心疼的那棵樹，也移栽了回來——“樹出去了三年，瘦了一圈。之后，又花了三十年，它從重又變得茁壯�！�(《匠人》，第51頁)放大看，這幾乎是中國百年來的歷史縮影，如勤動者之烹治小鮮，翻來翻去，魚就碎了。

　　在閻海軍的《崖邊報告：鄉土中國的裂變記錄》里，我們看到，農村人口比例失調，很多男性找不到伴侶，光棍問題日益嚴重；隨著老人逐漸失去勞動能力，不孝敬老人的問題日益嚴重；鄉村自治失序，集體感缺失，組織渙散，呈一盤散沙的狀態；道德維持難以為繼，法制推行困難，治安一片亂象……弋舟的《我在這世上太孤獨》，則關注空巢老人這個群體。每個空巢老人都有自己空巢的原因，也各有各的委屈和不滿，有些甚至非常不幸，但無論是怎樣的情形，這些老人的狀況，都與孤獨有關——這里的孤獨，并非本質性、形而上意義的，而是老人們不得不承受的世俗命運的一部分。在弋舟看來，空巢老人的狀況，短時間內無法解決，而閻海軍則針對自己看到的現象，給出了相應的應對方案。不管有沒有解決途徑，我都無意對這些結論本身發言，對一個非虛構作品來說，能提出問題，讓人感受到社會裂變時期的痛疼與無奈，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就是好的。

　　與《崖邊報告》相比，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毒品、艾滋與流動青年》和魏玲的《大興安嶺殺人事件》關注的群體相對較小，切入也更具體。前者版權頁表明出版于2016年，按本文開頭所說的時間延續性，也考慮到出版時間的標示技術，寫入該綜述。該書寫的是四川西南涼山州利姆鄉的諾蘇群體，這里在20世紀末成為遭受海洛因和艾滋病雙重襲擊的重災區；后者則寫的是大興安嶺林區全面停止商業性采伐的指令下達之后，發生在鄂溫克族人與森林產業相關人之間的一起兇案。與廣泛分布在全國各地的眾多農村人口不同，這兩個群體，都人數不多，卻與那些規模龐大的生活在村落里的人們一樣，經受著新體系的洗禮，在現代化的普遍推進之下，顯得進退失據。

　　20世紀之前，諾蘇人有著自己的社會秩序和群體規則，有獨特的文化系統。隨著20世紀初鴉片的傳入，一切都開始發生變化。鴉片的流入為諾蘇人引入了貨幣貿易，打破了此前封閉的經濟體系。又因為種植鴉片，諾蘇人的經濟水平得到提升，自身實力加強，在對漢族的關系上，也大占上風，而鴉片，也成了諾蘇社會的奢侈品。這真像是一個現代寓言的標準前奏——新奇事物出現，勾起人們的好奇心，一時間人人似乎獲得解放，接下來，那個新奇事物攜帶的所有問題，都要在這個寓言里一一應驗。

　　1950年代，在依據社會進化理論進行的分類里，諾蘇人成為“中國僅存的奴隸社會”，改造不可避免，抵抗改革的，被稱為土匪。各類“迷信活動”被廢除，廢止社會階層，禁止家支活動、宗教儀式，重新測量和規劃土地，加強戶口管理。在這樣的情勢下，當然不能免于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諾蘇人的家支活動和傳統習俗幾乎被全面蕩滌，雖然時有掙扎，但舊秩序仍幾乎被清理一空。及至1978年，諾蘇人又一變而被卷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人口開始流動，到外面創世界的諾蘇人，很多靠偷搶為業，年輕人視海洛因為時髦奢侈品，并因注射不當，艾滋病大規模流行。

　　《大興安嶺殺人事件》，筆力集中在一次偶然的殺人事件上，就中，卻帶出了鄂溫克人的經歷，與諾蘇人不同，卻也有些相似。他們曾經不需要日歷，根據自然的運行決定自己的行止。新秩序來了，他們先是被從貝加爾湖畔趕走，接著是被從中蘇邊境的奇乾帶到大興安嶺密林深處。他們在西伯利亞被驅逐時有大約七百人，到2011年，僅剩一百零七人。他們的家園在失去，過去的風習在失去，人生的目標也在漸漸失去，“現在的鄂溫克人和林場人有著相似的神情，那是失去目標感的人的神情” (《大興安嶺殺人事件》引文，均自《時尚先生》2015年6月刊)。失去目標的他們，酗酒，干架，在頹然里生活。陡然而至的殺人事件，與此并無直接關系，但或許也并非無關。這個作品，與《我的涼山兄弟》一樣，提示了現代化過程中某些被選中或被遺漏的部分，那個用來統整一切的“現代正確”，在“持續竭盡所能將異文化正�；�、同質化”，對那些偏離現代認可范圍的人、事、物，“也不斷致力于將其階層化、管制、排擠、定罪，以霸權支配，或將之邊緣化” (小威廉·H。休厄爾語，轉引自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艾滋與流動青年》，第43頁。)在這樣的情勢里，一個作品所能給出的，不是既定的答案，而是更多的復雜。閱讀的人只要意識到，那置身其中的人，在這選中和遺漏里氣息奄奄，而那個寫作的人，“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有時候禁不住會猜測，現代化的普遍推行，遇到各種不同的群體，會形成怎樣的新模樣呢？魏玲《一個畫地為牢的故事，很可能就在你身邊》講的是一個矯正試點里的矯正官和被糾正者的故事。糾正，是指“把一部分犯人放在居住社區而不是監獄服刑” (該書引文，均自《時尚先生》2015年2月刊)。糾正官趙振國管理著這些被糾正者，他“將和八十幾個小鎮‘土著’的酒駕者、管制犯、假釋出獄者和緩刑犯一起從零開始，建構起小鎮的矯正世界”。趙振國很快就意識到，“非監禁刑要達到監禁刑的目的”，必須“把人的意識掌握起來”。于是，他不斷強調被糾正者的犯人身份，借助現代通訊技術，讓被糾正者不斷意識到自己受到監控，還需在微信上交流自己的糾正心得，且以“我可以把你重新送回監獄”脅迫。嚴格的監管之下，被糾正者發現，“自己比在監獄還緊張，獄警懲罰前會先問原因，可在趙振國這兒沒有為什么，只有正確錯誤，一二三四”，如此以來，人便“變得比從前猶豫，會下意識自我審查”。至此，一個由他力和自我內化構成的牢獄，已然成形。

　　相比隱藏在各個社區里的被糾正者，一條高速公路的建設，或許更能見出新舊交替里的人心與人生，渴望與無奈。這就要說到張贊波的《大路：高速中國里的工地紀事》。這本書，是紀錄片導演張贊波三年來深入一條高速公路建設的內部，一筆一筆記下來的。這條公路的修建，要穿過寺廟，穿過房屋，穿過墳地，要耗盡無數人的汗水、夢想甚至生命，要把無數人的安靜的生活擾亂……在這本書里，你會看到，一條承載著現代運輸任務、表征著現代推進的大路，如何驚擾起它周圍的舊秩序，又如何在金錢、權力、宗教、風習、世俗智慧的合力之下，把這一切處置得一地雞毛或收拾得干干凈凈。在這里，新體系展現著自己的橫蠻，也顯示出它的活力，舊秩序也以自己的慣性與之抗爭。誠如作者所言，這本書記錄了“現代化進程中的變遷故事”，并期望“借此反思它對人的生存境況及道德人心、傳統文化的影響” (張贊波，《大路：高速中國里的工地紀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62頁。)

　　或許是因為三年的時間足夠長，或許是因為一條高速公路的修建要牽扯的東西足夠多，因此，盡管作者偶爾在書中流露出較為明顯的自身立場，但這立場并未太過明顯地影響作者的觀看，因而這本書記錄下的，就不只是公路建設。在公路修建過程中，古樹被巧取豪奪，然后販運到城市；因為建筑工人聚居，“橋頭堡”橫空出世，安置著他們的卑下的欲望；因為利益爭奪，無辜的建筑工人被砍傷，留下或大或小的殘疾……圍繞這條公路，無數個體的生活被纏繞進去，有時候作者甚至會跟蹤調查，從而勾勒出工地上一個個面目模糊者的清晰樣貌。

　　這漫長的新舊交替時代早已開始，并將在很長時間里繼續進行下去，非虛構的寫作，必定在這交替里產生，并為這交替寫下見證。這些見證，或將如維姆·文德斯說的那樣，讓我們看見自己的生活——“每個人都以自己的眼睛觀察真實世界。你用眼睛看別人，特別是那些與你親近的人，你周遭所發生的事，你所居住的城市與其地理景觀，你看見死亡，人類的腐朽與事物的更迭替換，你看見并體驗愛情、寂寞、快樂、悲傷、恐懼……每個人都會看見自己的‘生活’�！�(轉引自《大路：高速中國里的工地紀事》，獻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