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內長篇小說《慈悲》：工廠秩序的規訓與懲罰(李偉長)

■新作聚焦

　　路內長篇小說《慈悲》：工廠秩序的規訓與懲罰

　　□李偉長

路  內

　　“一場跨度50年的人生，國營企業從輝煌到下崗的跌宕，工廠秩序的擠壓和消解，一群人的死亡和消失，與時代環境相關的這些內容，被路內寫得極為冷靜克制。在洞悉歷史秩序之后，重新面對歷史和人世，路內化繁就簡的寫作方式，開啟文學的厚重與開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關于個人與時代的關系，路內曾說：“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邊，我像是一個不小心闖了紅燈、站在路中央觀望著這個時代的 人……有時候覺得看到的東西很可笑，有時候覺得自己站在那兒也很可笑�！边@段話特別有意思。一個小說家不但把自己的身份想明白了，還把觀察坐標以及可能導 致的正反兩種效果也意識到了，這份自醒頗為難得。至于路內真的是因為不小心闖了紅燈站到了路中央，還是他有意站過去的，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到了 路中央，并在那個位置打量時代，回觀歷史。

　　主動正面時代

　　不做時代的局外人，而是置身其中，這個觀察身份的自我認知在路內的創作中可以得到較為清晰的印證。他的多部長篇小說都與時代和社會有著隱秘的聯系，尤其是時間緯度上的契合，堪稱路內創作年表的指針。

　　《少年巴比倫》表面上寫的是工廠里的青春歲月，筆觸詼諧，故事憂傷，但小說的時空背景是上世紀90年代社會轉型期間的國營工廠；《云中人》從一 起失蹤案寫起，像是“70后”尋找精神歸宿的一種儀式，作為時間背景的“2001年是個衰敗與繁榮交相存在的年份”，其時工廠倒閉，下崗如潮，彌漫著兇 猛、無聊而又騷動的情緒；《花街往事》寫一群富有傳奇性的家族群像，有正史的嚴謹和真實，也有野史的妙趣和詼諧，敘述時間則跨越“文革”、動蕩的80年代 和喧囂的90年代三個階段。

　　如果說路內的這幾部小說的原始動機還主要在創造人物，那么到了長篇小說《慈悲》，路內則主動正面時代的社會性主題，即計劃經濟時代環境裹挾下的 普通個人，身處具有強制性和封閉性的國營工廠中，如何被動地處理他與自己、身體、家庭、他者、工廠、社會以及時代的種種關系。工人們通過工廠這一限制性空 間聯接成共同體，工廠一方面成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限制著工人的流動和去向。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營工廠，既滲透著國家意志和階級觀念，也融入了 工人作為個體人的基本人性和道德規矩，相互交集，彼此融合，慢慢發酵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國營工廠特色、有形和無形的規則與秩序。

　　如何適應這套工廠秩序，是每個國營工人工作的內容，是他們大部分的日常生活，也是他們處理上述多種關系的具象表現。路內將普通工人應對工廠秩序 的不同方式、遭遇和處境，用私人歷史的取材方式，從時代生活中拓了下來。路內選了工廠秩序的兩個點：“補助”和“踢閥門”。困難“補助”的申請和發放，包 括怎么申請、發給誰、發多少，與權力相關；“踢閥門”事小，卻可以被冠以“反革命破壞生產罪”的罪名，圍繞“踢閥門”的舉報、糾察和懲罰則是工廠秩序中最 為森嚴和殘酷的內容。

　　工廠秩序的四種方式

　　《慈悲》通過師傅、根生、水生和宿小東四個人物，寫出了應對工廠秩序的四種方式——遵守、挑戰、利用和超脫。

　　水生的師傅是個沒文化的老工人，技術過硬。師傅應對工廠秩序的方式是遵守和順從，憑技術吃飯，老實做工，清白做人。雖然有點個性和脾氣，但總體 上是個遵守規則的老工人，精神上有自我要求——“是桿槍就要立起來”。后來師傅女兒患病，加上還得贍養岳父岳母，一人工資養4個人，終于萌生了申請補助的 念頭。被拒后，他長跪在車間主任辦公室門口。后來工廠書記出面，才拿到了生平第一筆補助。得了骨癌后，師傅知道死期將至，向廠里要喪葬費時說：“一個工 人，沒活到退休就死了，什么福都沒享到——喪葬費應該是16塊�！睅煾灯谕�做個自足的技術工人，他的生存哲學并不復雜，就是努力做一個體面的人。工廠秩序 沒有讓他如愿，不僅沒有讓他死得體面，活著時也沒有得到多少尊重：骨癌的病痛、下跪的屈辱以及隨著那一跪破碎了的精神。師傅是一個純粹的傳統工人形象，他 的不得善終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傳統工人群體的開始消退。路內帶著悲憫心創造了這個人物，所占篇幅不長，從師傅登場到離世，不過30幾頁，但人物性格極有張 力。這個企圖與工廠秩序保持好關系而終于失敗的老工人形象，為小說的氣質感知和敘事方式定下了悲憫的基調。

　　根生則是個“我有我想法”的青年工人，與師傅相對安分守己不同，根生身上添上了逆反和挑戰的色彩。他吊兒郎當的做派、對權威的滿不在乎，顯示出 他對工廠秩序沒有天生的遵循意識，也沒有被馴服同化。工廠食堂短斤缺兩，根生吃不飽，就和食堂的人打架�！疤唛y門”可能判罪，根生總是不以為然，結果被人 舉報，倒了大霉，被保衛科抓住痛打了一夜，但根生死扛不認罪，不承認“踢閥門”，也不承認與寡婦汪興妹有關系，結果還是被判了十年。勞改釋放后，回到工 廠，投機做生意，又被騙了個精光。

　　值得注意的是，“踢閥門”何至于根生被判了10年，李鐵牛被判成反革命，游街示眾？兩人都和寡婦汪興妹有過關系。李鐵牛被捉奸后，汪興妹供出了 他以及他對工廠領導不敬的言論。根生踢閥門被抓后，同樣有人檢舉他和汪興妹通奸。性關系顯然超越了生理本身，被作為道德凈化與審判的對象，同樣是工廠秩序 中規訓功能的重要內容。工廠不僅負責生產，還負責凈化工人思想，性與思想常被擺在一起談。性不僅僅是性，更與身體懲罰牽連，常常作為罪證被窺視，更有甚 者，作為打擊對方的手段被利用。

　　根生是被懲罰者，而宿小東就是躲在背后的打手。他既是這一秩序的維護者，又是利用者。宿小東通過告密、舉報，煽起了工人心里本能的惡。捉李鐵牛 的奸，抓根生踢閥門，把絆腳石一個一個踢開，然后借此升遷，最終成為這個工廠的主人。宿小東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形象，而是一個具有多種隱喻的符號，一批曾 經飲血國營工廠肥了自己的人物象征。路內沒有用“惡人惡報”的因果給宿小東設置結局，他活得很好，將工廠也私有了。擁抱和利用秩序者如宿小東等，能在舊秩 序中如魚得水，也能在新秩序中獲得新的位置。當計劃經濟下的工廠秩序變成市場經濟的工廠新秩序，宿小東們并不會被拋棄，相反還可能擁有先機。

　　路內敏銳地意識到了根生與工廠及其權力意志之間存在一種緊張關系。這種緊張與其說是根生的本性所致，不如說是未經工廠秩序完全馴化的青年工人的 一種自發性的對抗。結果是根生被施以身體懲罰，悲劇收場。工廠秩序這個大環境一日不瓦解，由此造成的緊張就一日不可消解，根生也只有失敗這一個結局。只有 在“人為的秩序”松解或者徹底崩潰后，根生才有可能獲得他期望的自由。

　　水生對工廠秩序的超脫態度像個容器，既有師傅表面上遵循的意識和遠離是非的態度，內心也有根生同樣對秩序的不屑，但他不說出來。這種富有技術含 量的超脫不是沒有來由的，極端饑餓的家族記憶給他注入最早的清醒劑，即最樸素的觀念——得活著，活著總有好事發生。師傅的言傳身教也給他加固了自身保護 層，不必期望工廠會給一個工人真正的尊嚴。工廠秩序的維持可以允許偶有善心，但不可能長久地給工人永不變質的優待。

　　水生既在秩序之內，也在秩序之外。他淡然地動作著，也淡定地生活著。因為口才好，他成了車間申請補助的代言人，各種困難經由他口吐蓮花的表述， 就變得煞有其事。在鬧劇般的申請補助中，敘述顯然也是一種權力，小說中反諷式的故事情節隱然藏著深意。當封閉的工廠秩序崩潰后，計劃經濟讓位給市場經濟， 國營工廠老秩序被打破，水生獲得另外的生存機會，憑技術賺了大錢。其他的被工廠秩序馴服了太久的老工人們，早已失去了適應新秩序的能力，只能再一次經歷下 崗這樣慘痛的秩序變換。知識，在人為制造的工廠秩序中，往往被遮蔽和忽略，而在自發的新型的社會秩序中，知識才是水生的生存之本。水生這樣看似扁平化的人 物，恰恰是強制性的工廠秩序難以真正約束和規訓的人。

　　文學的厚重與開闊

　　好的小說作品，并不在于小說家發現了什么，而是在于小說家用小說發現了什么。用早已嵌入歷史墻壁的工廠秩序來解讀這部《慈悲》，就能夠體會到小 說的開闊和深刻，能體悟到路內用小說的方式發現和解讀了半個世紀里工廠秩序變換的秘密，以及個人處于其中的處境。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終止和市場經濟體制的 開始，封閉的人為秩序逐漸過渡到自發的社會秩序，曾經工廠秩序代表懲罰和凈化思想的功能也失去了原有的載體。

　　一場跨度50年的人生，國營企業從輝煌到下崗的跌宕，工廠秩序的擠壓和消解，一群人的死亡和消失，與時代環境相關的這些內容，被路內寫得極為冷 靜克制。路內擅長的抒情句式，被他壓成了一個個脆生生的字和一段段冷靜得近乎殘酷的句子。在洞悉歷史秩序之后，重新面對歷史和人世，路內化繁就簡的寫作方 式，開啟文學的厚重與開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創作談

記憶殘骸的消失

□路  內

　　2014年夏天，我途經父親當年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座農藥廠，我總是寫到它。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它就矗立在我和我的一群發小所住的新村附 近。每年夏天，它都會爆炸或者燃燒，最劇烈的一次燒掉了半個車間，而那車間恰好緊貼著工廠圍墻，以至于我們當年經過時，都會向那殘骸行注目禮——差不多注 目了10年。

　　由于城市擴容，這些當初矗立在郊區的單位，漸漸溶進城里。它還繼續炸。20年里，我們對它充滿了嘲笑。作為工廠子弟，我們去廠區浴室洗澡，每每 看到各種安全標語，起初是刷在墻上，后來是掛了鮮紅色的橫幅，以及各種鐵皮焊制的宣傳牌，無一不在提醒工人們安全生產的重要性。但是，它還繼續炸，拿它沒 有辦法。我們嘲笑它是因為它不可能不炸，無論你是祈禱還是詛咒，無論花多少錢多少時間在安全教育上，它就像一個手氣爛透了的賭徒，即使握著一把A炸，命運 手里的同花順總能壓過它一頭。于是，它炸炸炸。用這樣的敘述語調我只想表明我對它的無奈和無邊的嘲笑。

　　直到它被擴容的城市徹底包圍，四周住滿了和平而膽戰心驚的居民，河道里開過除了運危險品的貨船外還有各種坐著外地人、外國人的旅游船，每年無常 而恒常的爆炸變成居民逃亡和游客觀賞的雙重事件，直到這時，它才被勒令(允許)搬遷。政府出了一大筆錢，至于它去了哪兒，并沒有人關心。

　　只有我們這些和它休戚與共、幾乎是從它身體里爬出來的當年的小崽子們，感到了一絲悲傷。是的，殘骸消失了，隨之消失的是工廠的托兒所、浴室、暑 假班、俱樂部、圖書館，甚至還有一個籃球場。我們并不熱衷于爆炸，希望它太太平平的，并且能長久地使用上述設施，因為免費，因為它是一種叫作職工福利的東 西。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它們就已經陸續消失了，工廠實行了一種我們非常不適應的、現代化的、看起來有點像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拒絕參觀和分享。 但必須得等到它徹底被鏟平，我們才會體會到，一種叫做青春的東西，一去不返的夏天的光芒。我想這是“70后”城市青年最無聊的惆悵，它被電影和小說濫用了 多年，成為文藝富礦，而最終被挖掘成一個深淵似的礦坑。

　　工廠搬遷以后，這塊地皮僅僅是種樹種草，形成一個像城市森林的區域。然而沒有人去閑逛，它安靜了下來。這塊地皮太疲憊了，大約是需要休息一下。以后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們，誰會想到它曾經的面貌呢？

　　一直到2014年我再次經過，發現那些生長了好幾年的樹木再度被掘起，從高架往遠處看，幾棟高層住宅巋然成形。我父親已經退休多年，他看著那些房子說，那鬼地方的化學品沉積在土里，慢慢揮發，現在他們竟然在上面蓋樓。

　　是的，這塊地皮終于被城市包圍，差不多已經算市中心了。對這土壤保有記憶的人們也大多去了別處，或老，或死。不會有人告訴后來者，他們置下的產業是在一處化工廠的舊址之上。照我父親的說法，國家規定30年不能住人，我想他這么一個老工程師是不會記錯的。

　　只有那些保有記憶的人會靜靜地繞開這塊地皮，無論它是住宅還是綠地。當它還是化工廠的時候，他們反而在這里愉快地生活，洗免費的澡、跳免費的舞，把小孩扔在除草劑車間附近的托兒所里，無視它同樣在揮發著巨量的毒氣。這么想來，也真是一件吊詭的事。

　　這個地方在2010年徹底搬遷，殘骸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