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與生命相關的永恒命題(辛泊平)

——評李浩短篇小說《會飛的父親》

　　無論是作為小說家的李浩，還是作為詩人的李浩，技術都是他不可或缺的標簽。在不同的場合，談論小說或者談論詩歌，李浩都會坦言技術之于他寫作的意義。在筆者看來，對技術的迷戀，不僅僅是李浩寫作意識的高度自覺，也是他對寫作難度的捍衛與擔當。在泛寫作時代，寫作的難度無限降低，寫作的門檻無限擴大，這種混亂的文學狀態難免混淆視聽，讓單純的讀者不明就里，迷失于良莠不齊的閱讀中。而自覺地堅守并捍衛寫作的難度，讓真正意義上的寫作獲得應有的尊嚴，這恐怕是李浩如此看重技術的重要原因。

　　近日讀到李浩的短篇小說《會飛的父親》(《花城》2016年第1期)，不禁再次折服于他的敘事技巧。故事很簡單，一個8歲的孩子，一心想弄清楚父親離去的原因。然而，不同的敘述者卻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奶奶說父親是飛走的，飛走的那個早晨還給缸里挑滿了水；母親雖然也認同飛走這一說法，卻對奶奶當時的冷漠耿耿于懷。在這兩種敘事里，“父親飛走”是一種現實，對于孩子而言，像鳥兒一樣長出翅膀的父親飛向遠方，雖然有點兒詭異，但卻從另一個方面激發了他的想象。在夢里，他不止一次夢到父親長出羽毛的樣子，不止一次夢到父親飛出去的瞬間，其中，有模糊的背影，也有清晰的細節。當然，這是孩子的世界，在那里，父親的遠去雖然是悲傷的現實，但他的飛翔卻從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遺憾，不管怎么說，一個會飛的父親也是孩子心中的驕傲。

　　然而，敘述者不止這兩個，在村子里，關于父親不同版本的敘事似乎從未停止。在傻柱嘴里，父親并不是飛走的，而是被日本人的炸彈炸死的；在樹哥哥嘴里，父親則是作為國民黨的情報員被秘密處死的；而到了四叔那里，父親則成了拋妻棄子跟別人私奔的“衰男”……經過不同人不同態度的敘述，便讓一個原本線性發展的事件呈現了網狀結構。于是，孩子病了，在病中，他的想象或者說幻想也相互攻訐，于是，父親的身份與過往更加撲朔迷離。

　　當然，小說的這一個向度，只不過是相對比較普通的“羅生門”敘事。如果讀者只讀到這一層，就把李浩的作品想簡單了。在筆者看來，這種縱橫交織的敘事固然是看點，但更重要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彌漫在字里行間的孩子的孤獨，孩子對往事的虛構，孩子對記憶的迷戀與憂傷。

　　是的，對于成年人來說，孩子似乎缺少獨立性，他們的情感可有可無，他們的記憶缺少重量，他們的關注似是而非，大人們似乎都不愿意傾聽他們的孤獨、他們的發現、他們的憂傷。但這并不代表這一切都不存在。事實上，孩子的世界比成年人還要遼闊，因為他們的眼睛和心靈還那樣純凈，所以，他們才能敏感于不在眼前的往事，執著于關于記憶的再現與修補。然而，他們不被大人理解，不被同齡人同情，他們只能在沒有地平線的孤獨中踽踽獨行，四顧蒼茫。在小說中，孩子的孤獨不僅來自于不同敘事中的迷茫，更來自于同齡人對自己的態度。在孩子們的世界中，一個事件只能有一種敘述，所以，他們堅持自己的敘事版本，對其他的辯解不屑一顧。不僅如此，因為孩子向母親轉述其他人的判斷，以樹哥哥為首的孩子們都一致認為，那個失去父親的孩子出賣了他們，他是叛徒。

　　父親的身世尚未明了，“叛徒”的帽子又扣在了頭上，這對于孩子來說是致命的打擊。一方面，缺失父親的保護，孩子已經有一種不安全感，再加上小伙伴們的孤立，他的孤獨感更加強烈。所以，為了得到其他孩子的原諒和接納，他違心地在游戲中充當叛徒——“我付出了十分的力氣，十二分的力氣。我是一個沒有骨頭的叛徒，有一顆叛徒的心，一次次的槍斃和摔倒是必須承受的懲罰，我的面孔，在恐懼、疼痛和嬉笑之間變幻，我，用十二分的表現來試圖獲得接納，包括在我八歲時所能做到的一切諂媚，搖尾乞憐……”一個未諳世事的孩子，竟然有這樣復雜的心理，若非想拼命逃離那種可怕的孤獨，他怎能墜入這樣自我傷害的屈辱中？在這里，孩子的命運和父親的命運有了交集，同樣的面容模糊，同樣的敘述空白與同樣的任人填充。這是怎樣的孤獨人生，又是怎樣的破碎記憶？

　　孩子的視角，關于父親的想象與記憶，多重的敘述向度，縱橫交錯的人物命運，不禁讓人想起契訶夫的《萬卡》，想起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可以這樣說，李浩通過這個故事，既是向經典作家致意，也是在深入探索孤獨與記憶這些與生命息息相關的永恒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