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個體”的文字——評東西的長篇小說《篡改的命》(王干)

　　《篡改的命》 東西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新寫實主義小說書寫小人物的處境，關注小人物的生活際遇、日常細節。東西的長篇小說《篡改的命》帶讀者重返上世紀90年代，回到一個社會大轉型、價值觀大轉換的激變期，重新打量小人物的個體命運。社會的巨大發展，付出了道德潰退的代價，強烈的物質刺激讓人扭曲、異化，而小人物在歷史發展中找不到位置，導致理想缺失或懸空，他們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以應付沉重的生活。這些小人物各有各的偏頗和局限，因而最容易受到傷害�！洞鄹牡拿�》在雞蛋與石頭相撞時，站在雞蛋一邊，對小人物的掙扎投出關懷的目光。

　　小說中的汪家三代人，并不是90年代后小人物的代表。歷史學家考量歷史進程、推動社會發展時抓大放小，而作家的價值卻是在書寫獨特個體時，燭照一顆因困惑而幽暗了的心。寫“個體”難免顯得偏頗，但可以構成“片面的深刻”�！洞鄹牡拿�》強調每一個小人物個體的重要性，強調小人物也應該分享經濟發展、社會文明的成果，警告人們人性的病變——甚至整體的異化正在發生——是全球性的危機，具有普遍意義。

　　《篡改的命》中的主要人物，都屬于獨特的個體。父親汪槐曾被人頂替，失去成為工人的機會，兒子汪長尺高考過線未被錄取，汪槐去“死磕”，結果未能如愿，還失去了雙腿；汪長尺高考超線20分，被人頂替，失去上大學的機會，沒有成為知識分子，更沒能成為汪槐期待的“干部”，日子過得糟糕，最后為了改變兒子汪大志的命運而自殺；汪大志被汪長尺送給了林家柏，汪大志過上好日子后獲悉真相，卻根本不承認自己的身世。當然，在這些人物生活的時代，他們的代表性并不強，特定的事件、特定的性格、特定的條件、過多的偶然，可以是事實，可以成為新聞，卻不能認定其典型性和普遍性。汪槐和汪長尺能夠讓讀者感動，主要是因為他們作為“父親”的這一身份，而不是他們的偶發際遇。但他們在這部小說中的價值卻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時代身份，他們是獨特的個體，轉眼就消失在時代的背景中，被遺忘。

　　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也寫了這種歷史大背景中的小人物。該小說中有比汪家父子更獨特的小人物，名字叫奧斯卡，他是一個侏儒，不僅外貌獨特，而且具有特異功能，他的尖叫聲能擊碎玻璃。奧斯卡也是命運的篡改者，他不希望自己長大，所以跳樓，結果真的不再長高；他把自己投入瘋人院，因為厭倦了自己的生活，希望安靜地回憶往事。假如把格拉斯筆下的奧斯卡和東西筆下的汪家人比較會發現，他們雖同為小人物，不可能對歷史進程產生影響，但身上的“能量”有區別。汪槐始終是一個被動者，他沒有更改個人命運的能量。汪長尺篡改了兒子的命，卻是一個灰暗的失敗者。格拉斯筆下的奧斯卡則不然，他不斷地主動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命運之手玩弄，所以，奧斯卡是一個從心所欲的成功者。成功者的悲哀和失敗者的灰暗，前者是反襯，后者是烘托，筆法不一樣，但都是走向一條命運的下坡路。他們是歷史縫隙中的獨特個體，處在被遺忘角落的活生生的小人物。

　　奧斯卡把自己投入了瘋人院，汪長尺則選擇了自殺，這都是小說藝術中個體消失的形式。汪長尺的消失具有隱喻意味。與其說汪長尺是在和富人林家柏進行對抗，不如說是汪長尺在和財富對抗。汪長尺窮困潦倒，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更無法改變兒子的命運，于是，匿名將兒子送給膝下無子的林家柏。以父愛為橋梁，精神向物質投降。財富以一種最權威的聲音，覆蓋了汪長尺的人生，宣告他不配談父愛——為了兒子他可以喝林家柏的尿，可以自殺，他可以成為一個“影子父親”，卻無法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父親。在這場與財富的對抗中，汪長尺不堪一擊，被財富所淹沒。實際上，這樣的個體，已經不再具有“人”的光輝，他從“人”中消失了，而不是從“集體”中消失并最后獨立出來。

　　東西通過人物的悲劇命運，表現了人不斷地丟失作為“人”的精神和個性的過程：汪槐從一個“死磕”的人，變成一個不顧顏面的乞討者；汪長尺由一個超過高考錄取線20分的青年，變成一個隱忍不發戴著“綠帽子”的底層中年人，他失去了成為大學生的機會，進而失去了“丈夫”這一身份，最后失去“父親”這一身份。東西把人在壓力下的一次次退守，一次次煎熬，一次次收縮，描述得非常清晰。汪長尺的這一特征，在西方小說的人物塑造中，是難以想象、幾乎不可能出現的事情。西方電影理論特別強調，一部電影的主人公應該是一個主動者——而不是一個被動者。因為只有主動者才能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從而成為故事的主角。一個不具備生命能量的人，幾乎不算是一個故事的合格主人公。我們可以說：《篡改的命》是一部書寫了一種東方型人格的小說。當代中國社會，實現了從“集體”到“個體”的轉變，中國文學也實現了從對“群體”的書寫到對“個體”的書寫的轉變。在這些轉變完成多少年后，東西在《篡改的命》中書寫了“個體”的消失，再也沒有“群體”作為歸屬。汪槐、汪長尺們，改變命運的少數機會一旦被剝奪，在自由競爭中很難獲得優勢，可是，他們改變命運、過好日子的愿望卻比任何人都強烈——強烈而盲目。這一書寫，展露了20世紀90年代以降，社會底層小人物價值混亂、曖昧，貧富差距引起的欲望與迷失。

　　消失的個體，建立在作家東西具有開拓意義的藝術創造之中，是精神圖譜的呈現，提醒我們注意那所見的，也要注目那所不見的隱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