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以西的文學圖景(陳曉明)

　　張曉琴的身上，有著一種西北女子特有的干練、堅決和俠義，對她性格和才情的感受，最早來自她的詩。那是寫西北的詩句，寬廣蒼茫卻又俊麗：“北方的草原在前/一秋的露水在后/風過紅色衣裙/回憶如鹽，浸透血液……”(《致遠方》)她還能寫出精致的意象，人世情感與歷史滄桑在一個定格中顯得如此沉靜而絕決：“打開門，等待/遠征的兄長與丈夫/北斗星照耀歸程/蒼狼嗥叫，馬匹安靜/抵達的夜晚/醉倚祁連”。(《致遠方》)詩寫得豪情滿懷，有西北古意與雄峻之風。我想有如此的情懷做學問，也是有志向的，有作為的。

　　不到西北，不能理解西北的大地荒漠，風土民情，人文氣象。前年夏天，我與幾個朋友一路駕車翻越祁連山，感受到古絲綢之路上西北大地的雄峻和壯烈。湖與天，山與湖，一條道路望不見盡頭，生也有涯，天地無限，在西北的大地上感受尤甚。不用說，西北的神奇深遠有地理、歷史與文化做底，激發的思緒和想象大不一樣。

　　醉臥沙場君莫笑，西出陽關有新人！張曉琴作為西北“70后”一代青年學人的代表，給學界和批評界帶來了一股塞外的清風。綜觀她的當代文學研究，可以看出，她對先鋒一脈用力很深，此外以她的地利之便，當然也專注于西北文學的研究。這些年她涉獵了不少西北作家，常在她文章中論及的就有路遙、陳忠實、賈平凹、楊顯惠、石舒清、劉亮程等。張曉琴關注西北這塊土地對作家的滋養，他們文化上的傳承，地域的印記，他們特有的生命體驗與情懷擔當，還有他們突破樊籬的野性……所有這些，都給中國主流文學史，給現代理論范式，給文學上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提出了挑戰。在對現代性的思考中，她看到了現代性帶給西北作家更多的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看到了他們對還處于貧瘠狀態中的人們的生存、迷茫和失落的憂思。她還注意到，在諸多西部作家筆下，似乎總有一曲挽歌在吟唱，那是對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追悼，他們為西部和自己的家鄉辯護，為即將失去的文明而樹碑立傳。

　　這些論文流宕著濃濃的詩意，在她的筆下梳理著緩緩展開的兩幅圖景：一個是古老、浪漫、充盈著精神信仰的圖景，另一個則是掙扎在現代文明沖突中的痛苦圖景。她嘗試去解釋，前一種圖景可以作為后一種圖景的拯救。同時，張曉琴并不只是一個西北地域的文化優越論者，相反，她會關注那些客居在西北的作家，去審視他們的個性和藝術品性與西北的碰撞是如何生發出更為強大的藝術能量的。確實，西部文學那些標志性的作家、詩人都是外來者，如張承志、周濤、馬麗華，這樣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回答？為什么他們在西部就能創造出比本土作家更大的成就？張曉琴有一次對我解釋說，他們不僅僅是用異鄉人、他者的目光打量西部，同時，他們一定是碰觸到了一個偉大圖景，并被強烈地召喚。

　　西部文學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它包括西北與西南，甚至北方廣闊的草原。在上世紀80年代，西部文學的那種蒼茫、雄渾、激越的英雄主義暗合了時代狂飆突進的變革精神，一度成為中國文學的抒情風格，但后來慢慢地成為了一種地域文學，有人以為，提倡西部文學就是對西部作家與文學的窄化。也許這樣一種認識有其理論的支撐，但是，就文學本身來說，如此來梳理一個地域的文學，不外是要與作家們所生活的地理與歷史關聯，是一種不得已的命名而已。西部文學的高與低，完全在于批評者自身的判斷。作家若以西部自卑，則不愿意要這“西部文學”的標簽。倘若作家想以西部而自豪，則會自我命名為西部作家。

　　張曉琴的批評文字帶著西北的凜冽與空曠，自有一種執著與堅韌，她并不尋求女性的溫婉與柔媚，而是追求思想的抵達、文字的干練與靈動。她有能力介入復雜的文本，也有能力把簡單的文本挖掘出歷史與理論的蘊含。當然，詩性與感悟是她的文學批評最有活力的要素，西北人的大情懷與她的敏感，構成了她批評文字的質地。

　　在西部文學提出之時，中國還沒有提出“一帶一路”的口號，還沒有復興古絲綢之路的構想，那個時候的西部文學，是面向中部和東部文學的(深層潛在的向往則是西方現代主義和世界主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部文學一度在邊遠處徘徊。但中國有句古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30年后，當中國文學面臨重構、突破和提升時，西部文學長風出谷，也不失為一種精神助力。如今，“一帶一路”不只是具有地緣政治經濟的意義，同時具有文化和美學的意義。西部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引領意義正在突顯出來，關于西部文學的研究和文學批評，無疑正面臨一個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