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來了照相的》這本書是對豫魯蘇皖四省交界23縣24位照相師傅的訪談錄。作者王勇的訪談工作起于2011年年中,截止到2014年年初。訪談地點包括河南蘭考、民權、睢縣、永城、柘城、周口、商丘;山東曹縣、成武、單縣、鄄城;江蘇豐縣、沛縣、泗洪;安徽亳州、碭山、利辛、靈璧、蒙城、濉溪、渦陽、蕭縣,還有北京等地。本書主要呈現的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中部地區民間影像文化蔚為壯觀的景象。無疑,這是現代影像文化生態中十分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視的部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些民間影像的生成機制、內容形態、評價認知、流布結局等現象構成了我們影像文化的底色。
從這些影像的拍攝、制作者——照相師傅的角度,通過訪談、物證,如此密集地呈現特定歷史時期的地域影像文化,特別是民間影像文化狀況,彌足珍貴。但這又是一件緊迫的事情,耽擱不得,一切都要與時間賽跑,無論是面對那些日漸衰老的師傅們,還是面對即將拆除的舊日地標建筑老照相館,抑或那些即將被送入廢品收購站的老照相館物件。在這一帶,民間有不留陌生人相片甚至燒掉家庭過世成員相片的習俗,所以很多東西就這樣流失了。只要你開始思考、做事,恐怕馬上就會意識到要與時間賽跑,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這些被訪談者中有一些人生活在縣城,也有一些人生活在鄉鎮。他們大多是1956年公私合營之后國營照相館中的一員,和理發、旅店、洗浴及飯店的員工一道,被稱為服務業人員。其間甚至有當地第一代照相師傅,當年他們身背外拍機、背景布,騎著自行車在鄉間穿行的形象,早已成為20世紀下半葉鄉村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前,在流動人口稀少的鄉村,照相術本身依然擁有的神秘儀式感,以及相伴而來對拍照結果近乎神圣的熱切期待,都已隨著社會的開放、攝影術的普及而成為考古式的鄉野傳說。對于閱讀這些訪談的年輕讀者,無論是生活在城里還是鄉下,或許都難以感受到父輩們親歷的這一情形。
書中還記述了新世紀以降奔波于鄉村的中年一代照相師傅,作為逝去生活場景的延續,舊時的自行車已改為箱式卡車,除了照相機、背景布外,還帶上了孔雀、小馬、駝羊,各色道具,當然也包括燒鍋做飯的家當,陣勢看起來更像馬戲班子,照相反倒成了副業似的。當年那些照相師傅,多少有些像精明的小商販或流浪藝人,只有制造出熱鬧的聲勢才能生存。
書中這些看似細碎、無序甚至缺乏連貫敘事的對話,卻細密地拼貼出這一區域有關攝影術的歷史、地理想象來。好在常年從事服務業,接待過八方來客,每一位師傅都能說會道,語言生動有趣。在那些依稀出現略帶夸張、表演的職業性語調里,歷史的細節總在不經意間透露出來。1949年開始至“文革”之前,這一地區一些年輕的照相師傅被分別送到上海的王開照相館和北京的中國照相館學習技術,廣州的照相師傅來到鄭州、洛陽開設照相館,而縣城的師傅們又來到這些地方學習他們的技藝;徐州附近的師傅們聚集在此,聽上海、南京來的師傅們傳經授藝……所有這些外來的種子,會在這片土地上結出什么果實呢?還有,那些照相師傅們只言片語敘述的歷史事件,因其親歷者、觀察者的身份,格外引人注目。
無疑,這些照相師傅是塑造鄉村影像文化形態——包括美學趣味、照相體態、景觀想象的主體。特定歷史時期內,大量的鄉村人,包括縣城人的視覺形象正是經由他們來創造的。一些人譏之為土得掉渣,另一些人則為其鄉土特色歡欣不已,但更多的人在其間尋到了無盡的鄉愁,淡淡的,幽幽的,如影隨形,揮之不去。特別是在社會流動加速、城鎮化浪潮無可避免的背景下,那份依憑影像存留的鄉村記憶更加彌足珍貴。多年來,這些影像只是在民間流傳,自生自滅,難以進入官方敘事渠道,也不被大多數擁有者認知、珍視。但總體說來,這些影像還是形成了自己的特質,并且隨著時間推移,這一特質不只是美學意義上的,同時更是記錄意義上的,成為考察這一時期本地區鄉村、城鎮文化重要的、直觀的文本。至于這些影像的特質是什么,如何界定,相信閱讀此書的讀者,包括聰明的研究者自有判定。
《村里來了照相的》:王勇著;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此文為該書序言,編發時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