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長篇小說《喀什噶爾》：我們回不去了(叢治辰)

　　王剛長篇小說《喀什噶爾》

　　我們回不去了

　　在《喀什噶爾》當中，回憶者王迪化不斷將今 天與昨天并置對比。那是一個高唱革命歌曲的時代，但文工團里也會傳出巴赫和德彪西的曲子，而如今這些旋律更多回蕩在KTV和QQ音樂里。于是我們很難判斷 哪個時代的音樂更加美好，正如我們也很難判斷，王剛是會對《英格力士》中那個連本英文字典都很難得到的時代更多懷念，還是對《福布斯咒語》中這個欲望橫流 的時代更多向往。又或者對于小說，尤其是對一本以回憶、青春、愛與美為主題的回憶小說而言，明確的愛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歧義迭出的細節，是真實的 記憶本身，以及字里行間不時發出的嘆息聲：無論喜歡或是不喜歡，無論懷著慶幸還是悔恨，我們都已經回不去了。

　　1977年5月1日，17歲的男孩王迪化從烏魯木齊出發，過烏拉泊、干溝、庫米什、庫爾勒、拜城、庫車、阿克蘇、阿圖什，足足走了7天，抵達喀 什噶爾(喀什)東邊的小鎮漢城，成為南疆軍區文工團的長笛演奏者。參軍之后的第一個早晨，王迪化甚至還沒有來得及領到夢寐已久的軍裝，便參加了一場公判大 會。生于1960年的王迪化，童年時代當然已參加過太多公判大會。但這次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樣，儼然是他的成年禮。時移世易，站在公判臺上的并非地富反 壞右，而是“破鞋”王藍藍，和為了她殺害發妻的原軍區對外聯絡處處長袁德方。然而王迪化并未因死亡和罪行而感到震驚憤慨。在“情人”一詞可能還聞所未聞的 時代，他就被這詞匯當中所包含的美好深深吸引，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王藍藍那種細膩而蒼白的，正在被摧殘的美所吸引。這個剛剛進入青春時代的少年感到既沖 動又憂傷�！皼_動是因為美麗，憂傷還是因為美麗�！�17歲的青春時光，特屬于青春的沖動與憂傷，以及對于愛和美的迷戀，將秩序而肅穆的公判大會從王迪化的 視野推遠，只剩下他對王藍藍的深情注視，讓這一場景的意味顯得無比曖昧。而選擇由這曖昧的場景開始敘述，使長篇小說《喀什噶爾》本身也顯得意義混雜豐富。 作者王剛似乎有意借此提醒我們，他所關注的并非時代的宏大命題，而是個人的記憶。至少，個人情感的參與，讓如今關于一個時代的某種定見，變得捉摸不定。

　　當然可以輕易對《喀什噶爾》作出熟悉的解讀：這既是一個關于個人的故事，更是關于時代的故事，毋寧說個人所有的痛楚，都來自于特殊時代的特殊壓 抑�！犊κ哺翣枴凤@然精心挑選了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1977年，這個國家正在發生重要的改變，舊的生活仍有殘留，而新的生活正在打開。只是在遠離腹地 的喀什噶爾，變化或許來得更慢一些；而在軍隊這樣的特殊環境里，高度組織化的集體主義更是讓每一個人的神經都格外緊繃。因此在滿懷沖動和憂傷地注視著王藍 藍的同時，王迪化仍深深銘記母親對他的教誨：“你就是不說話，別人也不會把你當啞巴賣了�！痹谟H愛的戰友隨時會變成告密者的情況下，任何人都會選擇盡量沉 默：“我在喀什噶爾有半年都沒有說過話，我像是一個沒有舌頭只有喉嚨的人，把所有內心的語言都壓抑在嗓子里�！痹诖撕蟮臄⑹轮�，告密將如約而至，不斷發 生，最終成為情節的核心。這一行為成為那個公私領域混淆不分的時代最重要的隱喻，它讓個人隨心所欲的表達成為禁忌，話語必須以特定方式講述才被許可。譬如 遺書，在出發為士兵演出之前，這個小型文工團的幾乎每一個成員都在寫遺書，很多遺書甚至要用鮮血寫成。盡管中將之子楊健對這種行為嗤之以鼻——“至于嘛， 根本沒有戰爭發生，沒有敵軍壓境，沒有美國的核武器，沒有日本人的航空母艦，甚至連土匪都沒有，就是一個小哨所，去演出，唱歌跳舞，就請戰寫血書，你們這 幫孫子真他媽的可笑……”——但是對于那些出身平常而又渴望進步的年輕軍人而言，這是重要的表態，是將自己的全部乃至生命奉獻給組織的聲明。此時，語言的 作用不是為了回憶，不是為了抒情，而只能用來表態和聲明。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麗的女兵艾一兵可以大方地將自己的日記給戰友們傳看，甚至請他們“提 點意見”。如果一個人的生命都可以為組織犧牲，又有什么隱私應該保留呢？日記也不過是表態和聲明的道具而已。而當作者借陳想之口，表示“日記是不應該給別 人看的”時候，實際上已明確表示了自己對那個時代的態度。正如王迪化和他最好的朋友華沙，始終對于遺書甚至血書深感抵觸。1977年，17歲少年王迪化， 那種理直氣壯的“自私”，那種對于將生命奉獻給組織的恐懼乃至憤怒(“我沒有寫血書，這事我想也不會想，即使我的老同學艾一兵寫了，我也不會寫。我不是一 個堅強的、有種的人，所以，不會對你們說我當時看著一片片的血書有多么憤怒”)，在當時顯得既合理又錯位。與其說那是彼時王迪化的本能反應，不如說是作者 王剛經歷過80年代人道主義洗禮之后的后見之明。因此對于《喀什噶爾》的熟悉解讀當然不是沒有道理，假身回憶者王迪化，王剛從來都是用一種懷疑乃至嘲諷的 口吻，提及那時代的種種怪象：追求進步的告密愛好者龍澤在屢次提干受阻，倍感絕望的時候對組織拔槍以對；一貫表現積極，會在每個清晨早起打掃廁所，抓住一 切可能的機會簇擁著文工團長董軍工的艾一兵，為了前途嫁給自己感到無話可說的朱司令之子，并在得知自己即將提干時，迫不及待穿上干部才能穿的皮鞋。

　　然而小說不是血書，不以表達斬釘截鐵的立場和態度為追求；而回憶與抒情也不是表態與聲明，久遠時間的晦明不定會生長出一言難盡的情感，讓所有篤 定的事物都顯得模糊。多年之后，王迪化回憶起王藍藍的公判大會，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清楚記起那些程序與細節，只有禮堂外的落雪從1977年的春天向30年后 的他閃耀著光芒。青春悼懷是如此繾綣難言，一個瞬間拼接著另一個瞬間，很難從絕望中剝離出甜蜜，從憤懣中剝離出溫情。而包括王迪化在內，那么多人的青春所 投注的一個時代，簡單的否定或肯定對于小說的復雜性而言都太過武斷了。盡管對于懷揣著遺書或血書，深入邊陲哨所或阿里絕地演出的行動深感懷疑，但當小說敘 及在雪山中遇險時，絕地求生的同仇敵愾卻遠遠壓過了無可生還的絕望情緒，煥發出一種久違的革命浪漫主義激情。盡管以今天的眼光看來，艾一兵顯得那么虛偽和 功利，但是在回憶當中，王迪化始終無法將她與單純、善良、美好這些詞匯割裂開來。對于某種價值取向及社會準則的反感和不適，和對于具體的人的愛戀，難道不 可以并存嗎？即便董軍工，這個人人都感到懼怕的文工團領袖，又豈是一個不近人情的刻板官僚？的確，他不惜犧牲全團人的生命也要挺進雪山，完成演出任務，但 他對于僚屬的關懷與身先士卒的魄力同樣也是真實的。他依靠告密者來維持團隊紀律，懲戒自由散漫分子，但是當王迪化偶然撞見龍澤與喬靜揚的偷情，并使之暴露 在眾人面前，使這兩個6年的老兵從此再無提干希望的時候，他瞪視王迪化的眼神是何等復雜。他說：“你對不起組織，你給組織出了難題�！薄�—原來讓王迪化倍 感壓抑的組織，何嘗是不近人情的？而告密與個人及組織的關系，又豈是想象中那么簡單？小說中后果最為嚴重的告密，居然是由王迪化實施的。這個自由主義戰 士，向軍委寫信控訴文工團的待遇與提干等諸多問題，結果卻給文工團帶來滅頂之災，更葬送了文工團每個人的前途乃至生命。為了向軍委證明這個小小的，編制曖 昧的文工團(其實是文工隊)存在的價值，包括已經提干的艾一兵在內，人人再次寫血書表態，開往絕地中的絕地神仙灣進行演出。已經被復員的王迪化和華沙目送 他們出發，卻再也不可能看到他們回來：他們將全員犧牲在那里，成為王迪化和華沙終生無法追悔的愧疚。我們當然可以說，王迪化的告密是有原因的，甚至某種程 度而言乃是出于正義。然而，在任何一個具體的時代，具體的環境下，是否有含義不同的具體正義？王迪化能夠以他的正義，理解另外那些告密者的正義嗎？而當如 今我們可以眾口一詞地對某個時代感到可笑的時候，是否生活在那樣時代的人們，甚至那個時代本身，有我們無從了解的幽微理由，可以供我們稍加體諒？

　　在《喀什噶爾》當中，回憶者王迪化不斷將今天與昨天并置對比。那是一個高唱革命歌曲和歌頌華主席的時代，但文工團里也會傳出巴赫和德彪西的曲 子，而如今這些旋律更多回蕩在KTV和QQ音樂里。于是我們很難判斷哪個時代的音樂更加美好，正如我們也很難判斷，王剛是會對《英格力士》中那個連本英文 字典都很難得到的時代更多懷念，還是對《福布斯咒語》中這個欲望橫流的時代更多向往。又或者對于小說，尤其是對一本以回憶、青春、愛與美為主題的回憶小說 而言，明確的愛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歧義迭出的細節，是真實的記憶本身，以及字里行間不時發出的嘆息聲：無論喜歡或是不喜歡，無論懷著慶幸還是悔 恨，我們都已經回不去了。